《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韩国首尔报道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头顶的光环众多：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克拉克经济学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新生代代表人物……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他为何会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的知名度和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经常会旗帜鲜明且言辞激烈地发表对中国经济的种种观点和预测，也因此常常会引来中国经济学家们的“集体批判”。

　　与其他经济学家严谨、刻板的形象不同，克鲁格曼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他是个“强人”，常常会大胆挑战传统理论，时不时因“口出狂言”地批判而得罪人；他也是个“鬼才”，他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位会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中写下脏字的经济学家。尽管人们不喜欢他的攻击性和火药味，但是事实又往往证明：他，是对的。

　　2009年是克鲁格曼教授最近一次造访中国，现场的镁光灯与尖叫声几乎可以媲美一流摇滚巨星，据说他此番“中国行”的身价超过了之前所有来华的经济学家。不过，他却完全没说“做客”时应有的“客套话”，几乎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吵”了个遍。

　　10月11日，在韩国首尔出席由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主办的，素有“亚洲的达沃斯”之称的第13届世界知识论坛(World Knowledge Forum)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独家专访。

　　当前全球热门的经济议题，克鲁格曼怎么看？

　　QE3早该推出

　　2012年9月13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美国将开始进行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a third round of quantitative easing)，即QE3。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希望通过QE3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和劳工市场。此前一周的9月6日，欧洲央行已经率先启动了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OMT(即货币直接交易)。而一周之后的9月20日，日本央行也宣布了10万亿日元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QE1和QE2确实对提振经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美国对QE3寄予厚望。第一轮量化宽松QE1对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功不可没，但第二轮量化宽松QE2则只带来了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一个非常短暂的复苏。那么，进入2012年下半年，在欧债危机蔓延、美国经济疲软、新兴市场发展放缓这种全球经济同步下行的背景下，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能否力挽狂澜呢？

　　“对于QE3，我是绝对支持的，而且我认为现在才将其推出实在有些晚了，这本是一项早该推出的政策。”克鲁格曼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但是，我并不确定它的影响效果会有多大。”

　　克鲁格曼表示，QE3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是推出抵押证券，但是这些证券的数量还没有多到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是改变经济预期，也就是对未来经济走势提供前景导向。

　　“这是自1998年日本经济爆发出一系列问题后我就一直在倡导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基本上是在沿用当时的策略。但是由于这两次经济问题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很难由此得出目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一定有效的结论。”克鲁格曼说，“总的来说，我认为QE3是值得一试的，并且我希望看到更多美联储相关表态，但我怀疑实施的力度(是否足够)。”

　　中国将受益？

　　与之前的QE2和QE1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次美联储并没有限定这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规模和时间。这引起不少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普遍担忧，巴西财长曼特加甚至公开指责美国的QE3是在挑起“汇率战争”。

　　国内当然也有不少关于QE3会加大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和对人民币汇率不确定性的担忧。毕竟，在今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货币政策。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导致汇率变化，从而来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的价格，进而改变美元与非美元货币的价格关系，这实质上就是一个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国际市场的资金也会随着这种利益的关系变化而调整其流向。

　　在QE1与QE2实施的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事实也已经证明，QE1与QE2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以负面为主的。

　　QE的过程使得美元流动性过于充足而大量涌入中国，人民币也不得不大幅提升投放量，从而加大货币的流动性，引发一系列问题；其次，QE推高了石油和贵金属等以美元结算的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不得不承受很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另外，美国大规模印钞导致美元兑全球货币都普遍走低，人民币汇率上升加大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压力，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对出口的依赖度还很高，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这无疑使得QE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立竿见影。

　　但是，克鲁格曼认为QE3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与前两次不同，因为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周期已经完全与几年前不同。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其他调控手段将会使美元贬值，如果一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那它确实会感到明显的通胀压力。”克鲁格曼说，“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几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QE3确实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通胀压力，但是我想中国目前应该欢迎这种通胀压力。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下滑之中，这时的QE3对中国来说可能不是坏事，而是件好事。”

　　至于人民币的应对措施，克鲁格曼认为“无需做出反应”，因为现在并不是消除通胀压力影响的合适时机。“两年前，中国承受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美国面对的则是通货紧缩，现在，中国和美国面临的都是通货紧缩的压力。我想可能的通胀压力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他说。

　　对话保罗·克鲁格曼

　　Q：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发展期，您近期正在关注和研究的是哪些经济问题？

　　A：最让人担忧的还是欧洲经济。欧元已经是一个有缺陷的体系，只有非常强势和勇敢的政策才能够挽救它。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欧洲的领导人们是否拥有如此强大的勇气和足够清晰的头脑。所以，欧元体系会不会就此瓦解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风险。

　　第二就是美国，美国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财政危机，使其再次面临债务上限或出台疯狂政策。

　　第三就是中国，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问题究竟会有多大，但是已经很明显，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重大问题。

　　Q：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经济关系也一直错综复杂，按照您的理解，您如何描述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A：两年前，中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对美国存在巨大的人为贸易顺差。但如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正常。中国依然以出口以低技术含量和低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产品为主，这也是国际劳动力分布的情况。尽管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基本回到了没有经济危机存在的正常状态。

　　Q：您之前曾经表达过一些对于中国经济的担忧，您现在的观点是什么？

　　A：首先我要说的是，预测和评价中国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数据并不十分靠得住，所以我很难通过数据去了解真实的情况。

　　中国似乎正面临着美国和欧洲都曾面临过的问题：中国也存在信贷泡沫，而且这些泡沫正在逐渐膨胀直至破灭，并将留下巨大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困难。我无法估计这困难到底有多大。我建立在未获得真实信息之上的预测是，尽管面临信用问题，中国政府仍然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稳定中国经济，但我也不是特别确定。

　　Q：您在经济学领域一向以预言而闻名，那么，您对未来人民币的汇率有什么样的预测？

　　A：过去，人民币确实是被低估了，而且是人为低估了，现在尽管还是有一点被低估，但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中国的人工成本在明显上升，中国也有一定的通货膨胀过程，所以现在货币的流动性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明显过大了。我已经没有一个强烈的人民币汇率会显著变化的预期，我想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

　　Q：您如何看待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A：在很多方面，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的密切了。我们看到整合的亚洲制造体系的崛起，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但是政治上，各国关系还是非常紧张。亚洲不像欧洲，即使面临许多经济困难，欧洲也是紧密一体，因为各国有类似的历史文化和对社会发展拥有相同看法的民主体制。但是这些共性在亚洲一点也找不到。问题就在于，如果各个国家彼此在政治上不信任，怎么可能建立非常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呢？

　　Q：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最近中日由于钓鱼岛的问题，政治关系十分紧张，您如何看待政治因素对未来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

　　A：对于两个国家而言，战争都是历史记忆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至今没有一个清算。

　　法国和德国也有一场难以磨灭的惨痛战争，但是德国基本上还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承担了责任，并且对制度模式进行了变革。但是，日本并没有做到。另一方面，日本的一切问题基本是由民主机制来决定的，而中国不是，所以双方很难理解对方。我想如果我把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和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作比较，你就会理解亚洲问题的所在了。

　　(本刊记者张璐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