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环球财经》：目前中国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最大出口国。为了能够在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维护本国正当利益，免受现行不合理国际货币体系的侵害，人民币理应成为一种重要贸易结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作出制度安排。同时，从国际环境看，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强烈改革要求，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机遇。但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暗中重返东亚和东南亚，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

　　陈雨露：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国家崛起、硬实力和软实力刚柔相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保持经济持续强盛的重要支柱和国家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无疑是中国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转换，同时由于转换成本的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增量式变化的调整过程。例如，美元对于英镑的货币替代不仅历时近百年，而且滞后于美国对英国的经济超越将近50年。

　　就目前的世界格局来看，现行以美元本位制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尚不具备发生巨变的条件。原因有三：一是美国依然具备拒绝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免丧失国际货币垄断权所带来的“超额收益”，并能够通过寻求在实践当中小修小补来维持现行的体系；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历史表明，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使用具有一个巨大的惯性，并不愿意看到剧烈的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三是美元走弱带来的高储备货币国家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巨大的潜在资产损失，已经成为阻碍国际货币体系巨变的重要因素。此外，美国采用经济与非经济手段对中国的遏制，同样也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乃至国际货币体系的转换与替代形成阻碍。不难看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是一个“霸权守成”与“力量新兴”相互角力的漫长过程。

　　人民币的和平崛起之路

　　《环球财经》：当现代信用货币身兼本国制度货币和国际货币双重职责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特里芬难题”。于是，自从进入牙买加时代以来，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遵循着多元国际储备的发展道路。人民币在其中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那么，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走到了哪个阶段？总的阶段性规划又是怎样的？

　　陈雨露：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课题组撰写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2》当中，我们认为2011年是人民币国际化元年，从此开始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实现至少需要一个30年的长周期。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未来的30年当中实现两个“三步走”。第一个“三步走”是在使用范围上，即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第二个“三步走”是在货币职能上，即第一个十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十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十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目前，我们正处在“周边化”和“贸易结算化”为主的阶段，这个判断也成为各方共识。

　　我们详细测算了2010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的季度变动趋势，并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国际化指数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从2010年初的0.02迅猛增长到2011年底的0.45，增长了21.5倍，即使如此，与高达54.18的美元国际化指数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还非常低。

　　我们预计，到2030年至2040年之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由现在的0.45上升到不低于20，从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由现行的美元为主，欧元、英镑和日元等共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主多元”的格局，转化成为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三元制衡”的新格局。这一格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制于“特里芬难题”。

　　《环球财经》：您刚才也提到，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的较量。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与人民币国际化是怎样的关系？

　　陈雨露：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石来自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来自于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克服房地产经济的困境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所导致的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巨大矛盾之外，我们应该从更为长期的历史视角去准确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从1782年至今，世界经济经历的五个长周期平均历时45年，最长的63年，最短的是刚刚过去的第五个长周期历时16年。在此过程当中，英国主要抓住了第一和第二个长周期，从而实现了科技创新，工业革命和管理革命。美国和日本则分别抓住了第三、第五个长周期和第四个长周期实现了经济崛起。

　　特别是在美国抓住的第三个长周期(1890到1920年的美国“进步时代”)当中，美国社会精英和草根民众众志成城、上下一心完成两件大事：一是奠定了以自由观为核心的美国核心价值体系；第二，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以科技、金融和法制为三大支柱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应该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做法，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牢牢抓住未来的第六和第七个长周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具有活力的现代国家发展模式，从而为人民币崛起奠定重要的经济和价值基石。

　　中国崛起需要新外交

　　《环球财经》：第一个十年对人民币国际化来说至关重要，但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会不会给人民币“周边化”带来阻碍。中国又该采用何种外交策略应对？

　　陈雨露：在第一个十年当中，我们应当致力于人民币的“周边化”。然而，现在周边复杂的政治形势，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很多非经济层面的阻碍，但是这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上的延缓而非逆转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例如，日元和人民币实行直接交易之后，实际上是双赢的，虽然中日关系现在如此紧张，但双边货币合作并没有停，由于经济的相互高度依赖，大家都应该考虑避免在经济上产生更大的成本。

　　从周边矛盾的实质来看，其主要问题还是源自于美国极不合时宜的亚洲战略和政策。在中国崛起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在中美之间寻求一种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新外交格局。此外，我们还要通过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在策略上进行调整的方式，将更多的关注投向发展中国家(东南亚、中亚、西亚、东北亚、非洲和拉美等)，充分利用中国与所在国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寻求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忽视软实力

　　《环球财经》：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还要依靠软实力。目前，中国互联网行业中有很多主要传媒平台被外资控股，我们国家的对手利用互联网广泛迅速的特点宣传一种预期，那就是中国经济要垮了，这种预期杀伤力非常巨大。

　　陈雨露：目前，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有意识地夸大中国的负面新闻，树立中国的负面形象，这不利于中国国际威望的树立，会对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形成挑战。

　　事实上，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要同时开创三个奇迹：一是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连续四个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必须努力实现；二是上世纪70年代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化以来，出现了若干次的泡沫经济，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通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调整来重新实现增长。现在中国的泡沫已经形成，但是我们必须实现软着陆，不能通过金融危机调整，因为一旦陷入经济金融危机，极大可能会中断国家崛起的进程；第三，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经济崛起之后不对外进行军事扩张，而中国现在要做第一个“国强不霸”的国家，难度在于如何让世界充分相信。

　　尽管西方国家企图在舆论上营造一种崩溃预期，但现在世界上还存在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中国代表着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未来将超过美国，主要还要看是靠什么超越的，如果还是依靠目前的传统的比较优势，那这种赶超就很不稳固，并不值得喝彩；如果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同时，并行着重大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管理创新，那就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