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主流舆论已经指出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一份充满改革创新气息的报告，字里行间传递出诸多改革新指向。在诸多改革事项中，行政体制改革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透过这段简单的表述，可以看出，裁撤机构冗员、控制机构编制、减少不必要的领导岗位，以及几乎老生常谈的降低行政成本，皆为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其实，这些改革任务也多为老问题。包括机构编制的膨胀、领导职数的不合理，以及许多地方行政运行成本高企等，实不鲜见。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造成了很多问题。诸如政府行政效率不高以及人浮于事，跟上述现象密切相关。

　　一些地方机构编制的混乱，不单单是个数量问题。在机构编制的管理上，表现为欠规范；在机构编制的核定上，表现为较随意。比如，编制制定不是以岗位定编制，而是看人数定编制；又如，在超编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增编，导致冗员沉淀下来；再如，有些地方玩“编制转型”的游戏，使“行政编制”转型为“事业编制”，其结果是人员没减少，行政成本没减轻，甚至造成财政负担的加重。

　　在领导职数方面，同样症结不少。在一些政府机构，特别是事业单位中，竟然“官多兵少”；在一些地方，个别部门领导独断专行，滥配、多配行政机构领导职位；在一些地方，领导配备情况居然成了秘密，领导职数成为一笔糊涂账。

　　比之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问题，行政成本的高企更是备受舆论批评。很简单的道理，行政成本来自于国家税收。行政成本过大，一则容易出现违纪、腐败问题，二也会减小目前尤为需要的减税空间。行政成本过大，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体现在“三公”消费上。从目前情况来看，“三公”消费的治理成效也并不令人特别乐观。

　　早就形成共识的问题，却在过去多年间得不到较好的解决——这是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这意味着，其一，改革有阻力；其二，问题会反复。行政体制改革多为自我限权，倘若缺少外在的推动力和必要的监督，单靠行政系统的“自我革命”，阻力很大自是显而易见。问题常常反复则表明，改革成效的评估与监督皆很缺乏，相关问责制度仍不完善，或者说有制度缺执行。

　　如果进一步观察上述的改革目标，还会发现，伴随着改革成效的提升，也会自然而然地提升行政效率。公共部门的效率跟公共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正在积极探索职能转型中的行政系统，理应在着眼降低成本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行政效率。在一定意义上，提升效率即是在降低成本。

　　我们在前不久的一篇社论曾论及政府效率问题，并指出，提高政府效率，必须先补齐三块“短板”：一是进一步厘清政府职能，职能不清，没法谈效率；二是增强一些行政部门决策过程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三是治理懒政、庸政，改良行政文化。毋庸置疑，在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尽快补齐上述“短板”，当与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等改革结合起来。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自不必多言。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大量篇幅谈及改革，其中包括必改不可的行政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尽管困难重重，但改革事关国家未来，需要付出勇气与艰苦的努力。日积跬步，终至千里。步子即使慢些，也得一点点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