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看最新公布的数据，不仅PMI下行突破了经济景气红线，而且PPI、进口等数据都逊于预期。那么，该如何评估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不对称减息、通过公开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企业减税、节能家电下乡补贴、上调养老金、加大保障性住房投入及批准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马等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效果？刺激政策在当前情形下还能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这都是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实体经济的情况来看，最新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国内经济持续下行，这种态势可能要到四季度才见底，市场对实体经济前景悲观情绪正在升温。比如彭博社最近对847位分析师及交易员所做调查显示，全球不少投资者正逐渐对中国失去信心，约四分之一受访者预测，未来一年中国市场表现将位列全球最差行列，对中国市场看空比例也创两年来的新高。这与2008年下半年有根本的差别，当时整个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火车头。

　　那么国内企业及国外投资者为何对当前中国的经济如此没有信心？笔者估计，可能最大的问题是，2008年下半年来那一轮经济V字型反弹，给当前中国经济带来一系列后遗症。所以，消化这些严重的后遗症，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换句话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重大转折期，特别是“去房地产化”战略转折期，不经过这种转折，中国经济要走出增长下行的困境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转折期中，许多行业的产能全面过剩，企业亏损严重乃至倒闭，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及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传统的财政激励政策或货币政策逆转，那么，在房地产市场性质没有转变的情况下，住房投资投机者又会涌入市场(请注意如果没有事中与事后限制，购买一套住房同样可能是投资，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没有联通，要识别购买住房者是在投机还是消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住房投机者可以在不同地方都只购买一套住房，在统计报表上根本无法辨别这种住房是自住还是投资)，房地产价格又可能重新上涨。这就是早几个月国内不少城市住房出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效用自然大打折扣。

　　因为，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尽管外需疲弱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早几年以高房价拉动的经济增长或经济“房地产化”所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从早几年的情况来看，房价快速飙升或暴利不仅吸引了各种各样的资源都竞相进入住房市场，而且还使得国内相关行业与企业投资快速扩张(比如钢铁与建材等)，从而严重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只要住房市场调整或房价下行，无论是房地产快速扩张还是其他行业的快速扩张所导致的后遗症立即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对于当前市场的房价不仅不能让政策刺激反弹，而且要通过调整回到理性。

　　比如，尽管住房销售在5、6月有所好转，但今年1至8月的住房销售面积完全改变早几年持续增长上行的格局而下降超过了5%，国内住房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去库存化”风险。从上半年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化”，很快就影响到钢铁、水泥、建筑材料、铁矿石、煤炭、电力等行业的产量严重过剩，由这些行业的产量过剩又很快延伸到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可以认定，PPI之所以创下34个月来的新低，就是这种严重的产量过剩所导致的结果。这就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最大的症结。

　　如何来解开这个症结？当前政府的思路是希望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不失为一种办法，因为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带动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拉动整个经济增长，而且也是化解当前钢铁、建筑材料、电力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途径。但是，这种政策思路仍然没有走出自上而下、以政府为主导的路径，与市场化的自下而上的途径有不小的距离。

　　因为，要让当前中国经济真正实现根本性转折，就得通过市场化的自下而上路径，通过市场有效竞争，让落后的产能与企业淘汰掉，让好的企业发展起来。而要做到这点，在外需增长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就得真正把国内最大潜在需求挖掘出来。而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大需求是什么？就是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早几年，这些需求被错误的房地产政策完全挤出或排挤出了市场(国内85%以上的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当前价格的住房市场)，以至于完全把现实需求转变为潜在的需求。

　　而现在要把这种潜在住房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就得对把住房的投资与消费两重性捆绑在一起导致短期内严重内在矛盾的住房政策作重大调整，对住房制度以及相关金融、信贷及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而不是那种由少数职能部门闭门造车的方式形成住房市场的长效机制，真正释放居民住房的消费需求。这才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