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评论

　　政策的朝令夕改，严重挫伤了发电设备进口商的积极性，而印度自身在这一领域又存在极大缺口，“保护”的结果，便是印度全国性的电荒，7月30日起，连续数日、波及大半个印度的大停电，已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这种“保护”，最终耽误的是印度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基础设施“补课”。

　　8月22-24日，印度逾一百万名银行业职工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大罢工，目的是抗议印度议会可能通过的银行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将放宽银行业并购限制，并允许更多私人资本进入该行业。反对这项改革的人认为，改革的结果，将导致外资攫取印度银行主导权。

　　目前外资在印度银行业的投资存在许多限制，如在国有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在非国有银行，股东表决权最高上限被限定为10%。议会正在讨论的修正案并未改变外资在国有银行持股比例的上限，仅将非国有银行股东表决权最高上限从10%提升到26%。可以说，这本是项十分温和、甚至有些保守的改革措施。

　　然而即便如此，这项改革措施在印度也会遇到如此强大阻力。据悉，参加此次大罢工的银行业职工占该行业职工总人数的逾七成，罢工导致印度政府债券交易量缩水一半，国家银行的在岸外汇现货交易则干脆被迫停止。

　　表面看，阻挠改革的是这些罢工的银行职员，但实际上却是印度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在罢工者背后，是势力强大的印度工会，而工会背后，则是惟恐改革损害自身的利益集团，和希望通过操纵这类敏感话题赢得博弈的政治势力。

　　事实上，银行业只是一个缩影。在印度，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都不得不面对“开放还是保护”的博弈，各政党、各利益集团从本位利益出发，借助民意、政治操作，把原本单纯的经济问题，变成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道德问题、民族自尊心问题，如支持开放者往往打着“开放就是印度的未来”、“不开放等于慢性自杀”的旗号，并指责反对者“保护落后”；而反对开放者则祭起“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开放至今穷人们得到了什么”和“甘地主义”法宝，并常常将支持、推动对外资开放者指为“贱卖本国资源”、“企图从中渔利谋私”——— 更要命的是，这些指责往往被证明并非捕风捉影。

　　如此博弈下，印度对待外国投资的态度便阴晴不定：在零售业方面，仅从去年11月至今，是否将外资最高控股比例从49%提升至51%的改革动议，就经历了两次确定、两次取消；在号称“对外开放最成功领域之一”的制药业，鼓励外资进入的优惠措施墨迹未干，印度央行已在去年底赫然发布通告，将外资对印度国内现有制药企业直接投资的审批程序，由简便的“自动许可”调整为复杂的“政府许可”；在发电领域，“鼓励从国外进口发电设备”的政策推出不久，印度内阁又在上个月通过决议，对进口至印度的发电设备征收21%的关税。

　　曾几何时，印度年G D P增长率可轻松达到8%-9%，就在去年下半年，印度朝野还雄心勃勃地探讨，要“提速发展”，早日赶超中国。可也正是从那时起，印度经济开始迅速下行，去年1季度GD P增长率还高达9.2%，2季度8%，3季度跌至6.7%，4季度6.1%，今年1季度仅有5.3%，创出9年来最低纪录，不仅是“金砖国家”中最糟的，甚至已低于许多东南亚国家。

　　随着印度经济颓势毕露，昔日赞誉一片的国际评级机构也趁火打劫：今年4月、6月，标普和惠誉相继将印度主权评级调降为BBB-，即投资级的最低评级，惠誉以“印度联邦政府无推动改革能力”为由，预言印度两年内再被降级概率高达1/3，而后者更称，未来1-2年印度再被降级概率高于一半，倘果真如此，印度将成为“金砖国家”中首个丧失投资级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

　　严峻的危机令印度朝野紧急开出五花八门的药方，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开出的是“深化改革”，而在野党则恰好相反。

　　8月15日是印度独立65周年纪念日，总理辛格大声疾呼“改革没有回头路”，并再次提出一系列鼓励开放的政策，并提出将互助基金、保险和零售业当做优先开放的领域。

　　但与此同时，在野党、甚至执政党中不满辛格的派系却拿出了针锋相对的方略，一些人声称，印度的大国梦正在幻灭，人们如今已不再谈论何时超越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大国，而更多的是经济疲软、行政瘫痪和政府无能，而这，正是当初轻率相信“开放是一切”的外国药方所致。他们主张回到自给自足的“甘地路线”，反对“印度资产贱卖”，并借机打击政治对手。8月22日，印度议会中反对党就抓住政府部门“贱卖国有煤田”、造成330亿美元损失的小辫子，逼辛格“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指责执政联盟“正捅下一个比一个大的娄子”。而带头逼宫的，正是主张“检讨”开放政策、推崇印度极端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

　　尽管政府的低效、贪腐和官僚主义是事实，尽管的确有许多人正打着开放引资的旗号，谋求一己私利，但因噎废食，企图回到“手纺车时代”的自给自足，恐只能是越保护、越落后。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发电和粮食领域。

　　前已述及，政策的朝令夕改，严重挫伤了发电设备进口商的积极性，而印度自身在这一领域又存在极大缺口，“保护”的结果，便是印度全国性的电荒，7月30日起，连续数日、波及大半个印度的大停电，已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这种“保护”，最终耽误的是印度自身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能源基础设施“补课”；同样，在对外资重重设限的粮食领域，由于投资不足，道路、仓储设施匮乏，拥有四倍于中国耕地面积的印度，40%的粮食在进入市场前就已腐烂，“保护”非但没能令印度农业自强，反倒令条件原本优越的他们“自弱”了。

　　与之相反，曾经严格保护、限制外资入场的制药业，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幅度，如今已成为少数在国际市场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印度产业，而在此前的“重点保护时代”，印度的制药业却长期发展缓慢。

　　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开放本身来解决。印度在市场开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例子无疑给旁观者提了一个醒：开放的副作用不可不防，但绝不能因此打着“保护民族利益”的旗号，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须知在许多领域，越保护、越落后，只有在竞争中，才能真正让自己适应竞争，实现自强的目标。

　　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评论人，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