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笔者曾撰《新一轮四万亿或不可避免》一文，引发了不少探讨与诸多争议。赞成者认为，经济增长是调结构的基础，在当前经济下滑超出预期之下，刺激政策无疑应该继续加码。而质疑声认为，早前的四万亿刺激后期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当前切不能继续推出刺激政策，以免重蹈覆辙。

　　实际上，笔者认为，稳增长与调结构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总结上一轮四万亿刺激的负面效应，明确和发挥财政政策的反周期功能，打破银行的隐性财政功能，用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的方法，既可以稳增长，又可以调结构，才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最理想方式。

　　为了将两者关系与对中国经济影响论述清楚，我们不妨列出三种情形。

　　情形一，是仅刺激经济增长而放弃调结构目标。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无法得到决策者支持与民心所向。2008年年底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中国经济急速下滑。而为了刺激经济与稳定信心，决策层便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忽略了经济结构调整，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为避免未来中国经济再次陷入相同困境与风险，仅刺激经济而无视结构调整的老路显然不能复制。

　　情形二，仅调结构而无视经济增长下滑，不进行经济刺激。受四万亿教训的影响，这一观点支持者众多，认为结构调整一定要牺牲经济增长，这是结构转型必然要承受之痛。但笔者无法赞同。

　　美欧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尽管美国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国家，但由于其一直没有放弃稳增长目标，一直以来坚持财政和货币的刺激，政府负债100%GDP及两轮量化放松也不放弃。结果当前其经济恢复在全球一枝独秀，为结构调整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相比之下，欧洲只注重结构调整，结果正在承受更多痛苦，情况明显差于美国。

　　回看中国，如果仅强调调结构，而容许经济不断下滑，痛苦能否承受？笔者认为，目前就业市场仍旧平稳，这是导致政策放松幅度慢于预期的主要因素。但实际上，当前经济形势已经较来越严峻，早前6、7月经济见底的预期落空，8月汇丰制造业PMI再创9个月最低，出口已经接近零增长，全年保10%十分困难，工业企业利润不断下滑、企业家跑路的现象也屡屡出现，经济前景十分令人担忧。劳工数据是滞后指标，未来一旦经济大幅下滑，企业生产停滞，失业问题必将危及更多民众，造成社会问题。而居民收入的降低，也将削弱消费，使得结构转型更加艰巨。这样结构转型之痛让中国国情如何承受？

　　想一下情形三，如果调结构与稳增长能够协调并进，显然是最好的结局。笔者认为，稳增长与调结构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例如，当前正在力推的消费信贷、放宽民间资本准入门槛的刺激政策既是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亦能促进增长。

　　当然，做到两者协调并不容易，这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四万亿在实施中出现的一些经验教训。一方面，在项目选择上，早前诸多项目是为稳定信心临时上马的，具有盲目性。而本轮刺激计划如能启动项目储备，更加倾向于节能减排，民生工程，只需加快审批便可有所成效。另一方面，上一轮经济刺激没有理清银行与财政的关系是造成后期诸多问题的根本。虽然名为四万亿，但在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地方融资平台扩张，最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超过十万亿。

　　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刺激政策不应该再让银行承担准财政功能，而是应该明确和发挥财政政策的反周期功能，在中国主权负债还不高的有利条件下，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便能达到有效的刺激规模，也能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总之，笔者认为，我们无需谈经济刺激而色变，明确稳增长对于结构改革的意义，在经济出现明显滑坡时推行刺激政策时尽量减少上一轮四万亿的负面影响，让稳增长与调结构两条腿走路，才是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最为理想的方式。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