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7月16日，江苏省淮安市正式出台文件，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对淮安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但公示内容暂不对公众公开，只在内网公示。

　　在全国范围内的官员财产公示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淮安市出台《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规定对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应该说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暂行办法》中的一些具体内容，如“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表》与干部任前公示同步进行” 、“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建议党委(党组)不予提拔”等，都算是有力的配套措施。

　　但是，从财产公示的初衷来看，淮安的措施依然进步有限——它只要求官员财产在任职单位和本地电子政务平台予以公示。也就是说，这只是内部公开，而不是外部公开，向全体民众公开。不能不说，这种公开有其设计局限。因为一方面，内部公开监督效果会受各种因素影响，部门利益、人情关系都有可能制约有效监督的实现，即便有官员掌握了拟提拔官员的可疑线索，也可能惮于自身前途而不去举报；另一方面，由于公示不能保证外部监督的介入，也就可能放大申报环节上的“水分”，致使一开始就削弱公示的实际意义。

　　或许正因为上述折中办法可减少公示的阻力，一些地区的官员财产公示，往往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淮安模式的影子。如山西此前的国企领导财产公示就只限于向职工公示，甚至一些地区还处于“领导干部自纠自查情况登记”的状态。不可否认，囿于各地区以及各行业的腐败程度差异，以及可能的政策风险，官员财产公示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各种“有限度的公开”来看，要进一步消解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仍需矫正几个本质性观念。

　　眼下的对内公开，大多基于一种局部公示的需要。决策者期望通过局部公开拓展为全面公开的策略，确是遵循循序渐进的改革思路。但更多的经验，如一些地区出现财产公示“零投诉零异议”的现象表明，在申报阶段如果没有外部监督的参与，就有可能伤害公众的监督积极性，进而消弭下阶段全面公开的关注和监督效应。所以说，局部公开是否是全面公开的必要准备阶段，还有待商榷。且有必要重新定义局部公开，即从公开程度上的局部性，转变为公示地域范围的局部，也就是说，财产公示可以从局部地区试点，但每一个试点都要确保是真正地面向全部公众的公开。

　　此外，迫使一些地区“另辟蹊径”的认知误区是，将财产公示视为一项惩戒性措施。而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其主要是起到约束官员、预防腐败的作用。一些学者建议给问题官员一定的过渡期，就是这种正确认知下的针对性安排，可视为减少改革阻力的技术路径。但无论是从“裸官”，还是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其一个基本前提都应是满足公众的最大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某种程度上说，淮安模式也是消减改革阻力的一种技术选择，但在当前情况下，更要防止类似淮安模式的内部公开退变为改革止步的借口。因为，只有真正从申报程序到公开程度都谈得上透明公开的改革试点，才能真正发挥改革的样本效应，否则，都有可能成为继续推进财产公示新的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