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国宣布计划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 F)增资430亿美元以供其在全球范围内协调应对金融风险，增资规模位列第三，仅次于日本和德国。

　　的确，如央行所强调，这种增资承诺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基金组织在保证资金安全和合理收益基础上需要向中国支付利息的借款。无论是2009年还是此次的增资，都是通过认购IM F债券的形式进行的，且承诺的数额都只是最高限额，实际上并不一定会动用，如2009年所承诺的最多购买500亿美元债券中，迄今为止只认购了57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增资作出积极回应，除了自身外汇储备较为丰厚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通过此举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在金砖国家的联合声明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

　　IMF作为与世界银行(微博)并列的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成立的，作为IM F最大股东的美国拥有着一票否决权，而IM F总裁一职60多年来一直由欧洲人把持，这就决定了IM F从结构到日常履职中存在一贯的倾向性。IM F的公正性也因此而备受诟病，从IM F在1997年席卷新兴经济体金融风暴中的姗姗来迟和此次欧债危机中的积极态度，即可看出这种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兴经济体在实力上升且作出贡献的同时，自然会产生增强话语权的诉求，以求更好地保障自身的权利，同时，这也是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谋求更多的金融话语权没有问题，而问题在于，向IM F增资这一途径能否达到增强话语权的目的。IM F的议事规则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分为基本投票权与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投票权每个成员国都是一样地拥有250票，所以重点就在于各个成员国所占的份额，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GDP)、经济发展程度、开放程度、外汇储备总量等因素按权重决定的。而IM F可用资金有两个来源，一个就是成员国加入或在IM F调整结构时所认缴的份额，另一个就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对IM F进行的借款，前者如同一家公司的“资本”，而后者则如同“融资”。显然，代表着话语权的投票权取决于作为“资本”的份额，而非以借款形式呈现的“融资”，而在两次的增资中，中国最终采取的都是认购债券，也就是后者的“融资”借款形式，并不涉及“资本”，因而增资并不一定与投票权的增加直接正相关。

　　虽然增资不能直接影响投票权，但可以成为博弈的筹码。如2009年增资之后，在2010年的份额总检查中，时任IM F总裁的卡恩就支持了中国2009年提出的份额改革建议，即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逾6%的份额，改革后中国的份额与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72%与3.65%升至6.394%与6.071%，成为美、日之后的第三位，但改革后美国仍以17.67%的份额和17.4%的投票权掌握着一票否决权，本次增资中的一毛不拔对其在IM F中的话语权毫无影响。但在不平等条件下的博弈过程必定是艰难的，2008年的份额改革直至两年后才真正通过，2010年的份额改革本应在今年10月完成，但今年的IM F春季会议却将改革方案推迟到2014年1月，这自然为改革增加了变数，也从侧面证明了不能即时兑现的筹码的脆弱性。(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实际上，即使增加了在世界性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话语权的提高。例如，在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因此而上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没有大幅提高实际话语权，因为美元仍然是全球唯一的储蓄货币，两个金融机构的架构和游戏规则也没有因此而改变。

　　增加金融话语权是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的必然诉求，而谋求更公平公正的金融秩序也是国际金融改革的要求，但这个过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必然是十分艰难的。在现行的IM F议事规则之下，增资只是增加博弈筹码的一个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在开放程度等指标上达到更高的水准，才可能增加份额从而增强话语权。当然，虚拟的金融话语权从来都是筑在实际的经济实力之上，长远而言，必须通过汇率和利率等一系列改革，进行经济结构和货币转型，在把握货币定价权的情况下实现确定人民币的国际储蓄货币地位，夯实整体的经济实力基础，才可能增强实际的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