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

　　可能你不相信，但我们还在底部。

　　证据比比皆是。

　　经济增长总体放缓，企业利润因为劳动力供给的紧张会受到挤压，增长的结构更多地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总体融资条件趋紧，储蓄率下降趋紧，货币环境易紧难松。还有房地产泡沫问题怎么解决，去杠杆去泡沫化的过程是平稳的还是激烈的过程？

　　上述种种迹象都瞄向同一个问题：走出经济低谷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出路是在改革，体制的改革。”5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21世纪资本市场年会上，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如是表示。

　　彭文生强调，“体制的改革，减少垄断提高竞争，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还有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些我认为如果要看未来的资本市场发展，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向上的力量。”

　　历史教训

　　在彭文生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累计6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0至70年代，另外则是80年代之后。

　　“头30年，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波动比较大，经济周期一个主要的体现是通胀上行，政策趋紧，经济衰退，通胀下行政策放松；到了80年代，增长和通胀的波动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通胀比较低的环境下维持一个快的增长。”彭文生解释称。

　　但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机，打断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增长步伐。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依然在思考，是什么导致了早期的大黄河时代，又是什么催生了紧随而来的金融危机？“一个是政策的因素，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变化。”彭文生认为。

　　“人口红利为什么会对通胀的波动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在经济体里面生存的人超过消费的人，经济是一个供给比较充分的，所以控制通胀比较容易。”彭文生解释称。

　　正是因为此，在50至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婴儿潮，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成长负担，所以这段时间是一个短缺型经济，控制通胀很容易，但经济波动比较大。

　　进入80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期间，各国施行的政策依然吸取此前的教训，把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却正好又赶上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通胀不再是一个问题。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相对资产价格来讲更为宽松。

　　“在人口结构改善的过程当中造成的影响是经济增长比较快，通胀比较低，在这种背景下，它的资本市场的估值往往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整体融资条件比较宽松。但是正因为这样的环境因素，埋下了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种子。”彭文生表示。

　　回到中国，上述人口红利的变化已经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

　　而具体到影响体现，首当其冲的是汇率问题。彭文生介绍，“我们过去十余年人口结构的变动导致储蓄率很高，整个国家的外汇资产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分布，外汇资产几乎都在政府手上。所以导致的结果，在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风险偏好降低的时候，人民币往往贬值的压力大。”

　　其次则是房地产。在彭文生看来，房地产价格之所以上涨如此之迅猛，一是因为储蓄率高，其次还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是供给比较充分的经济，导致货币政策易松难紧。

　　改革方向

　　即便正在经历类似的历史阶段，但中国无疑有其自身特色。

　　“城乡劳动力间的转移和人口红利叠加在一起，造成我们中国经济过去十余年非常特殊的环境：增长很快，储蓄率很高、消费低、投资快、货币环境总体宽松、融资条件宽松、风险资产扩张，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彭文生分析称。

　　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总体的融资条件比较宽松，其中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上升，负债率明显地增加。但这一切，恰恰是欧美国家当前正在挣扎的去杠杆化问题。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是不是到了去杠杆化下行的阶段，这个拐点我们判断有比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对政策的把握会增加它的痛苦。”彭文生在论坛上表示。

　　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政策过松或者过紧发生失误的可能性增加。

　　“我觉得出路是在改革，体制的改革。”彭文生强调。

　　论坛现场，彭文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良方。

　　首先是降低垄断提高竞争。“我们现在一些基础性的行业，金融、通讯、能源都是被一些大型的企业占主导地位，所以降低垄断增加竞争，再加上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帐户开放，都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防止经济增长的衰退。”

　　其次则是税制的改革。“我们的税制过多地依赖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这些，这种扭转税是一种累退性质，国家的税制主要来源实际上对低收入群体是不利的，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企业部门和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还有内部的分配不平衡。”

　　“体制的改革，减少垄断提高竞争，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还有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些我认为如果要看未来的资本市场发展，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向上的力量。”彭文生如是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