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对政策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IC/供图)

　　编者按：如果把经济比作田径场上的运动员，那么中国更像是牙买加短跑选手博尔特和埃塞俄比亚长跑选手格布雷西拉西耶的结合体，无论是百米冲刺所需的爆发力还是马拉松所需的耐久力，我们都是长期独步全球。 

　　但长期领跑，即便勇猛如两位黑旋风，也有喊累的时候。正如运动员要调整状态一样，中国经济也需歇歇脚，对此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请相信，状态欠佳的博尔特，仍能跑进10秒。

　　　　“如果是因为内外部冲击造成经济增速回落，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加大刺激力度，以最快的速度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纯熟；如果经济回落反映的是长期增长能力下降，则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调整策略，而非一味刺激增长。”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今年以来，有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几乎全是坏消息。一季度经济增速回落至8.1%，连续四个季度回落，如果忽略小的波动，其实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已经连续八个季度回落。反映需求的各项指标也都呈现疲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萎缩、出口增长乏力。

　　微观层面上，企业经营普遍面临困境，除了旱涝保收的银行业，其他非金融企业的经营业绩全面下滑。还有一个证据，或许难登大雅大堂，但很有说服力。有商家表示，今年入春以来长裙销售量明显高于往年，短裙销售量则低于往年。有西方研究者认为，女士裙边长度与经济景气度负相关，称为“裙边指数”。经济回落，裙边增长，“登徒子”也只能徒呼奈何。

　　潜在增长率回落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这对政策走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是因为内外部冲击造成经济增速回落，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是应该加大刺激力度，以最快的速度拉动经济走出低谷，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纯熟；如果经济回落反映的是长期增长能力下降，则需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调整策略，而非一味刺激增长。

　　判断的难度在于，中国经济的确面临严重的内外部冲击，很难分清经济回落是“真跌”还是“假摔”。这里涉及到一个专业的经济学术语——潜在增长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从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拐点，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

　　潜在增长率有着非常拗口的定义，它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所能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简单地说，潜在增长率可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最大经济增长能力。如果潜在增长率下降，而调控政策却在持续刺激，其后果可能是通胀上升。

　　从中国政府去年以来的表态来看，决策层已经接受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是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在7.5%左右，整个“十二五”期间平均增速预期为7%。对于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中国央行在刚刚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表示，总体来看，目前经济增长、就业相对平稳，国际收支继续趋向平衡，物价相对处于不稳定回落状态，对经济回升较为敏感，宜保持住目前较为均衡的经济运行状态。

　　需求和供给双重抑制

　　衡量经济增长能力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着重从总需求层面来分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块。在他看来，消费在总体上比较稳定，净出口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影响最大的还是固定资产投资。投资主要是看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三部分，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低位运行，制造业投资也是下落态势。

　　刘世锦介绍，根据国研中心的测算，中国经济下一步要经历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时间窗口在2015年左右。他认为，增速转换的主要原因是高投资难以为继。“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投资速度已经下降，和10年前相比，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空间已经大大压缩了，需求的空间不大，这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更多的研究者喜欢从总供给的角度考察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用三部分力量来解释：劳动量变动、资本量变动和技术进步，即增长的源泉可归结为生产要素的增长和技术进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从国外转向国内，而内部市场的竞争环境没有外部市场那样激烈，会影响到效率的提升；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现在农村可供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3000万，过去靠转移劳动力来提升生产率的模式也不可复制了。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微博)也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中枢在下移。若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分解，可发现其由三部分构成：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其中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按照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这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

　　平静接受并冷静应对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多年里的年均增速超过了9%，这是世界经济舞台上最为优美的舞步。在不得不面对潜在增长能力下降的今天，中国经济面临方向选择，但再悲观的研究者也承认，中国经济的相对高增速增长还会保持较长时间，只不过其中的政策调整尺度需要小心拿捏。如果舞步从快三顺利切换成慢四，这位舞者依然可以轻抖罗衫、款摆腰肢，继续领舞世界经济。

　　首先需要平静接受增长能力下降的事实。国研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一方面要认识到增长阶段的变化是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自然回落是顺利度过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标志；另一方面不能将增速下降简单归因于政策调控，并且认为只要政策调整就能快速回升，用特殊手段推升增长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接下来可能会跌得更惨。

　　即便是增长能力回落，中国经济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刘煜辉分析说，城市化率是一个关键因素。按照官方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GDP 3000美元的时候，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但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之时，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完全可能的场景是，中国人均收入达到1.7万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城市化进程还在进行之中。

　　彭文生认为，从供给面来讲，经济增长放缓原因有三：一是内部市场竞争不够，二是富余劳动力减少，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所以他建议，中长期要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首先是要推动结构改革，鼓励发展民营经济；其次是通过土地方面的改革来增加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包括政府增加公共服务的支出，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未来的劳动力转移成本更低一些；第三是坚持房地产调控，一是控制不合理购房需求，二是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