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崔滨

　　用来维护身体健康的救命药，却包裹在工业废料生产的致病胶囊里，“胶囊里的秘密”被媒体曝光之后令人瞠目结舌，也应当引发刮骨疗毒式的整改。

　　尽管只是一粒小小的胶囊，却暴露出中国卫生安全的痼疾，“祸从口入”的现象已经从三聚氰胺牛奶、瘦肉精猪肉等食品领域，蔓延到了涉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医药行业。

　　眼下，国家药监局和公安部门已经介入毒胶囊调查，相比事发后的“灭火”，医药行业迫切需要在这场“三鹿牛奶”式的行业地震之后重建质量监管体系。在此次工业明胶变成胶囊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和销售诸多环节中，像金属铬这样并不难测出的重金属，在漫长的胶囊产业链中，竟然没有丝毫的监测和抽查。没有了强有力的监管，即便再完备的法规条文、再响亮的商业道德口号，都阻挡不住企业逐利的天性。和行业监管近乎空白的弊病相比，医药企业廉价的违规成本更令人吃惊。虽然有《药典》和相关药品管理制度，但约束和惩罚机制的薄弱，使得毫无敬畏之心的药企，肆意突破道德的底线。

　　除了担忧和愤慨，我们要用最大的音量呼唤药监和质检部门，要敢于拿出刮骨疗毒的气魄，像关停三鹿那样，将此次违法生产毒胶囊的企业彻底清除出医药市场，哪怕它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和基地。同时，有关部门应尽快在医药行业建立产品黑名单体系和企业征信系统，对于违法企业，一旦进入黑名单，不仅要严惩重罚，像此次明知工业明胶有毒仍然肆无忌惮应用的，更可以犯罪论处。同时，完善企业及其负责人的征信监管，杜绝其改头换面重出江湖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此次毒胶囊事件涉及地域和范围甚广，暴露出在局部利益和GDP增长的驱动下，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欠缺“痛下杀手”的决心和毅力，甚至放任这一“带毒”产业发展壮大。

　　可见，毒胶囊事件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一次行业整顿风暴，更需要整个发展、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比如此次毒胶囊事件后，同类药品在通过药监局审批允许面市后，能否像建筑工程那样实行终身问责，以免监管部门在任期内不作为或遮掩问题，而任期结束问题暴露之后却又查不到责任人。对于这种极端恶劣的公共安全事件，除了行政部门的监管，司法部门是否应该以投毒罪严办，以增加对不法分子的威慑力。目前，涉及毒胶囊的9家药企无一出面道歉，也从一个侧面印证，对于资本雄厚的企业来说，目前的监管和处罚力度根本不足以引发痛感。面对几近失控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政府部门应该与时俱进，以更加有效的手段处理问题，而不该墨守成规。

　　只有最终通过制度设计，将药品的公共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广大民众才有希望生活在一个没有“秘密”的市场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