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浙江日报》刊登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亚布力论坛上的演讲全文。他的演讲恰如民间金融的辩护状，为温州叫屈，为民间金融鸣不平，并且坦言“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没有温州的企业家”。

　　我们愿意为这样的演讲加上注脚，为民间金融一辩。的确，没有民间金融，是不可能有今日温州的局面，也不可能有温商这样一个群体的。推而论之，我们以为，没有民间金融，也就不会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有中国的企业家。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开放早于金融的开放，时至今日，金融的行业垄断本质也没有改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从改革开放之初，支持中国民营企业从萌芽到生长的金融力量，更多来自于民间，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陈德荣说：“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这不独是温州人的写照，更是中国民企的历史缩影。

　　这样的金融力量，过去几十年来从未被认可，官方曾经断续地承认过民间金融的“补充地位”，但这样的承认，也往往让位于以整顿金融秩序为名的严厉整肃。近十年中，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呼吁不仅来自于民间，也见于官方人士。然而，以民间借贷正规化为旨的《放贷人条例》至今未果，民间金融就始终徘徊在罪与非罪边缘。

　　这样的局面，在过去几年与体制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理由很简单，货币紧缩，信贷紧缩，民营企业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必要的信贷支持，正规金融无从扮演经济大动脉的角色，民间金融四处开花实属正常。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国有金融机构因利率管制而获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超额利润，可以作为金融改革成果的样本；民间金融一旦触及基准利率四倍的天花板，就会被打入高利贷的另册，成为被打击对象。

　　这正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看到的景象，温州乃至很多地方民间借贷链条崩裂，一些老板跑路躲债，甚至以死了断。对于民间金融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严厉打击”的动议也见于报端。去年的全民信贷以及由此引发的若干风波，民间金融几成罪魁祸首，一夜间蜕变为国家金融秩序的破坏者。所以，陈德荣在亚布力论坛的一吐为快，与其看作是一个城市的自我辩护，不如理解为是对一种僵化体制的抵抗，虽然他说“不能够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温州人头上”，的确有自辩的意味。

　　要知道，10年前，温州就是中国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这是官方授权的。不过，在实业领域因为大胆地闯和试而获得先发优势的温州，在金融领域的斩获显然有限，放开利率管制的尝试，就曾几番努力却无功而返。温州似乎不得不吞咽这种金融滞后的苦果：失血的实业家们正在主动放弃实业，金融饥渴诱惑更多的企业家铤而走险。然而我们确信，如果金融垄断依旧，民间金融不能在阳光下呼吸自由的空气，即使苛刑峻法，乃至是死刑，同样的一幕可能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也正因为如此，陈德荣承认温州有自身的问题，但却认定，“这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特别是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以预料的是，这样一段路不好走，不过与十年前相比，我们相信，应该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这一急症和顽症，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再也耽搁不得。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