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伟 

　　龙年伊始，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从五大体系、八个中心和一个聚集地等纬度进行阐述，明确了两个目标：到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额将达千万亿元；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规划》结合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体现了创新驱动和发展的理念，增强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发挥了风向标的作用。然而，在经济面临转型之际，《规划》在创新驱动方面指引较为充分，而在金融支持经济转型方面仍略显不足。

　　首先，目前商业银行面对绿色信贷时仍显得左右为难，原因是我国碳市场缺失，节能减排项目的额外性补偿机制缺位，低碳项目的运行初期出现了现金流断裂现象，导致低碳金融服务步履艰难。加快培育碳市场和碳贸易金融市场，加快调整绿色信贷服务能力，成为当前金融市场转型的首要任务。在德班会议上，我国政府承诺，将有条件接受绝对碳减排协议，也就是到2020年，我国将参与联合国(微博)绝对减排框架协议。与此同时，强制性减排的市场制度安排正在紧锣密鼓地制订之中。上海成立了国内首家股份制环境能源交易所，7省市碳市场试点工作已经启动，低碳发展投资规模将超过12万亿元。从多角度来看，我国低碳发展呈现出“雷声小，雨点大”的特点。然而，《规划》在第四部分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对低碳金融方面的探索仍显不足。笔者以为，低碳金融发展首先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低碳技术市场、碳金融咨询和服务中介机构、碳会计和审计，以及非政府组织监督和国家层面的碳配额制度等支持，低碳技术融资需要与私募股权投资市场联动，碳权资产开发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碳资产开发、碳咨询和服务、现货和期货期权交易等低碳金融资产的服务和管理相关的产业链。从碳市场发展看，配额型减排额度交易是碳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CDM机制来看，中国CDM项目占国际CDM市场80%，就此发达国家纷纷提出质疑，要求中国列入强制减排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在一级碳市场和二级碳交易市场设置障碍，封锁中国生产的CDM碳权和交易。因此，CDM和自愿型减排市场不应成为我国碳市场发展的方向，配额型人民币碳市场应当纳入建设规划。未来国际碳市场以地区性交易特征已经显现。因此，研究人民币碳权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金融战略转型的重要任务，也是国际碳币抗衡美元霸主地位，以及碳权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点。

　　其次，《规划》未能提及信用保险业务。信用保险机制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也是信用风险衍生市场发展的基石，更是衍生产品设计的前提。金融产品分为原生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原生金融产品是以弥补市场完整性而设计产品，通过金融服务获得利息和手续费收入，但原生金融产品不能获得市场的风险收益，而衍生金融产品是根据信用风险转移、资本释放、杠杆效应等功能，将原生金融服务重新组合，以低廉的交易成本获得信用风险补偿和机会收益。因此，当原生性金融产品演变为奇异的结构性衍生产品时，其价格特征是以市场价格与风险补偿之和来反映无风险标的资产价格，其中风险补偿机制应当通过信用保险机制予以实现。因此，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信用保险机制缺失，保险、银行不能形成衍生产品的设计和购买所对应的市场机制，制约了我国信用风险衍生市场的发展。

　　最后，金融衍生市场发展需要信心指数和厌恶指数支持，通过指数波动体现市场的信心和经济问题，如：欧洲厌恶指标EUROSTOXX50、美国VIX(VolatilityIndex)波动率指数，其都为稳定金融市场起到关键作用，也是投资客参与衍生市场所关注的指数。然而，《规划》对金融指数发展略显薄弱。

　　总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向纵深推进之时，金融创新和金融环境建设应当同步推进，市场的价格发现和经济运行播报功能才能体现。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够吸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教训，建设适应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和世界转型所需的国际金融市场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