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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如何规范国企薪酬分配制度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02日 09:10  中国经济时报微博

  ■关注企业年终分红(上)

  如何规范国企薪酬分配制度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继承

  编者按:企业的年终分红和年终奖分配问题每年都会得到大众的关注,而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和上市公司的年终分红问题尤其受人关注,行业间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分配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这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本期本报刊发两篇有关企业年终分红和年终奖分配问题的专访报道,以期业界的思考和借鉴。

  ■本报记者 王松才 郭朝飞

  中国经济时报:一汽大众证实,公司去年年底发放了27个月工资作为分红。还有人透露,包括每月发的双薪在内,一汽大众职工全年可能挣到63个月的薪水,而北京效益好的银行中层员工能拿到6位数的年终奖,但作为国内著名的汽车民营企业,比亚迪则没有年终奖。您如何看待国企和民企员工年终奖巨大的差距?国企高管和员工该不该有这么高的年终分红?

  王继承:我认为,不应拿典型企业的数据将国企和民企作为一对来简单比较,否则批评者也会找出亏损国企和分红颇丰的民企数据来反驳。何况一汽大众是三资企业,比亚迪也是股份制企业。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国企职工工资水平是否应该显著高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从国有资本定位来说,其不应该在竞争性领域,而是在业务稳定的自然垄断领域或公用事业领域,因此从报酬与风险匹配的角度,其应该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持平即可。其次,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的薪酬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基本上都低于私营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知名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发布的《2011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2011年企业的年终奖预算同比增幅不如2010年,其中,国企的平均增幅为13.5%,而2010年则高达30.9%。在行业方面,房地产行业的年终奖平均涨幅也趋于放缓,但金融、高科技等行业仍然普遍为员工在年终预留了丰厚奖金。您如何看待该报告结果?

  王继承:该报告结果符合实际。从历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三位行业统计来看,金融业1994年飞跃进入职工平均工资行业第一的位置。1994年是通货膨胀率最高的一年,那一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35%,可以估计这个增长率大部分是由金融业职工工资增加造成的。除了1995年、1996年被电煤气水产供业和2003年、2004年被新兴IT产业超过而占据行业第二外,16年中有14年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位居各行业首位。更加过分的是,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中,金融业也是连续8年第一,平均年增幅接近20%,即收入分配差距的分化还在不断加剧。

  从收入差距格局来看,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企业内部差距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依然是最大的不公平,农民工及农村地区农民所拥有的社会公共服务严重投入不足。随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地区人口,中央这些年坚持不懈地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这个差距在不断缩小。而行业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如果处理不好这个矛盾,就会使分配不公忍受力低于农民工的城镇居民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企业内部差距方面,中国由过去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逐渐向美国式的那种高管和员工由于职位不同而收入差距悬殊的方向演变,而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却保持了高管和员工收入比例的均衡,值得借鉴。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对3926名网友的调查显示,在年终奖分配中,金融、电力、通信、能源等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国企特别是垄断企业的年终奖为何能如此之高?

  王继承:垄断利润产生于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由于行政规制(如金融领域)和自然条件制约(如高速公路、铁路、电网、燃气自来水网等),有限的供给对巨大的需求,导致某些领域供不应求,如果不实行价格管制的话,就如同对消费者征税一样,导致供给者利益丰厚。价格管制目前越来越体现为政府部门与垄断行业既得利益者的博弈,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变质为局部供给者利益获取。

  中国经济时报:前不久,国家审计署曝光了17家央企违规发放福利超数亿元,比如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属3家企业,以“赶工奖”、过节费等名义发放职工奖金福利2268.3万元。一些央企乱发、滥发奖金早已不是新闻,激起了公众的不满。应该如何避免央企再次出现违规发放福利的事件发生?如何建立对国企包括年终奖在内的福利分红监督体系?

  王继承:这其实就是如何规范以央企为首的国有企业对薪酬分配制度问题。

  具体展开来讲四点,第一,基础是做好工作分析、岗位评价的技术性工作以确保“内部公平”,即内部不同岗位的薪酬分配结构要体现价值规律。第二,要注重行业收入差距等,既要考虑保持竞争力的因素,不低于行业平均或全社会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同时更要考虑公众舆论因素,不能远高于全社会职工工资平均水平。第三,要考虑企业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中国国有企业不能从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极端走向收入差距巨大的另一个极端,国有企业效益在十一五期间表现出成绩,不能因此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依然要坚定不移实行市场化改革,在微观上注重市场机制对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的配置。第四,要把握好当前的战略倾向重点,在坚持通过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代,注重向新型战略性行业倾斜、向创新技术人才倾斜、向知识工作者倾斜。

  做到上述四点,一是明确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有资本定位,竞争性领域坚持市场化配置资源。二是制定专门的国有企业法,针对特定行政规制领域或自然垄断领域的特定国有企业制定单独的法规;三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公众舆论监督力度,国有企业作为公众企业,应该做到比部分股东拥有的上市公司更高标准的透明度,将内部岗位价值、行业间职位价值是否合理公正等最大程度地接受公众媒体的监督。四是注重历史教训和战略的导向型,真正发挥出薪酬激励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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