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从改善民生到机会均等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本报记者 崔克亮

　　1月14日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关村资本市场研究会、西南证券(微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12中国资本成长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从改善民生到机会均等”的主旨演讲。会间，中国经济时报(微博)记者以此为主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是机会不均等

　　中国经济时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造成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世锦：如何看待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有不同思路。一种相当有影响的思路是强调再分配，包括二次分配，还有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现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农村人和城里人之间，收入差距这么大，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的话，他们之间的能力差距并不大，至少远不会像收入分配差距显示得那么大，或者是倒过来的。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主要还是由于历史的、体制的、政策的原因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引起的，是人们所穿的几件“衣服”不同。从根子上讲，是人们获取资源或者进入某种市场的机会不均等。

　　所以，对收入分配问题，尽管再分配是必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实质是机会均等的问题。

　　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

　　中国经济时报：诚如你所言，机会不均(即起点不公)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性原因，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世锦：尽管机会不均等问题普遍存在，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最好是从我们认为的机会最少的人群开始。例如，从宁夏固原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开始。他首先遇到的是贫困问题，吃饭、喝水、住房等基本生活条件都有困难。然后是很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问题，再下来是教育问题，义务教育以后能否上高中、大学，或者接受职业教育。接下来面临的是就业问题，主要是能否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即在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这样才能获取较高收入。除了就业之外，他能否获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也就是市民化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有点本事，想自己办个企业，但有没有创业的机会。就业和创业的前提，是企业特别是处在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有没有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是否有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特别是进入那些行政性垄断行业，能否公平获取资金和其他资源，如土地、能源、原材料等。如果他想进入高层级、高薪酬的领域，如果没有背景和关系，是否有公平机会，等等。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机会链条，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人力资本成长的机会链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机会窗口。

　　第一，在这个链条上，几乎包括了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部分重要议题，如反贫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教育、就业、创业、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土地流转、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机构用人制度改革等。这个单子还可以列更长。

　　第二，这个链条是不均衡的，机会之窗打开的程度不同，有几个大的瓶颈。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机会均等程度，可以从这些机会之窗打开的多少和打开的大小(程度)来衡量。这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学术研究价值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关键环节机会之窗打不开，正是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从中国这些年的情况看，有些事情做得较好，如脱贫、非农就业等。但更值得重视的是问题，比较突出的包括城乡统筹发展，其中有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农村土地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基础上的合理流转和优化配置问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其背后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受限、基础行业行政性垄断等；人才的纵向流动问题，也就是人才从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通道是否开放和通畅。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一系列下一步需要着力推动的深层次改革。

　　第三，对资本市场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为所有真实创造财富特别是以创新方式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公平、便捷获取资金和高效使用资金的条件。资本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源上说，都与没有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有关。目前的突出问题，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国有大企业和民营经济与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配置失衡。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为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的问题。

　　促进机会均等是一项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时报：在促进机会均等、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方面，政府有何责任和义务？

　　刘世锦：如何有效推动机会均等？需要明确的是，创造机会均等环境是一项公共产品，是政府责任。这几年我们强调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这里如何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很重要。改善民生仅仅是为了扶贫解困，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状况、提高福利水平，或者更多地着眼于维持社会稳定，有些人甚至只是将改善民生看作一种救助或安抚的手段。其实，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它看成是促进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这是需要的第一个转变。

　　这方面可以研究借鉴北欧国家的经验。以往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有误解，认为是养懒人，其实，他们更多地着眼于提升人力资本。社会保障提供安全稳定感，医疗提高健康水平，教育特别是在职教育培训则提高专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如丹麦社会福利水平是相当高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在欧洲是最活跃的，由此可以解释北欧国家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原因。

　　第二个转变是不仅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消费者，更重要的是看成生产者和创造者。他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也能通过生产和创新过程获得更大的乐趣。

　　第三个转变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变化。过去较多的是提供有形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以后要更多提供无形产品，如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制度，社会性流动特别是纵向流动的机制等，而这些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在此意义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推动，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而且是当前紧迫而重要的公共产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要从改善民生提升到促进机会均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需要。

　　促进机会均等与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促进机会均等、恪守公平正义，无疑是我们应该追寻的基本价值和底线伦理，它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

　　刘世锦：如果在促进机会均等上取得重要进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首先，将会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当机会均等程度提高后，主要基于能力差距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

　　第二，即使存在基于能力差距的收入差距，社会的认可程度也会较高，这时政府也容易通过再分配方式缩小这一差距。

　　第三，一个机会均等程度较高，人的能力特别是创造性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创新型社会。

　　第四，一个由于机会均等程度较高而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也将是一个消费所占比例较高的社会，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目前投资比重、资源消耗型产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问题。

　　所以，要解决中国结构失衡问题，即我们经常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机会均等都是治本之策。

　　可以预见，当中国在促进机会均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将会带来两个最显著而重要的成果：一是全面而高质量城市化的加快，二是中产阶级形成速度的加快。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两类最大的人群，一是全面融入城市的原农村人口，二是生活和发展质量提升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中国今后几十年，特别是今后二十年，在逐步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这两大人群将提供主要的需求来源，更提供主要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创新动力，同时也是社会走向内在均衡而实现和谐发展的主要力量。

　　因此，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促进机会均等、提高中国社会机会均等水平，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也完全有可能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