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目标。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多数的家庭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实现了

　　就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法律手段而言，除了进一步完善工资合理分配机制外，还需要制定工资法或工资条例以及修改工会法从而改革工会体制，强化工会地位和作用，使其能够有实力代表劳动者进行有效的工资协商

　　在一个中等收入人群占主体的社会中，人们的满足感会增加，整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社会各界会比较团结

　　□新闻分析

　　本报记者杜晓

　　本报实习生严寒梅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目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更被普遍视为致力改善民生的亮点。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意义何在？如何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法制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意义重大

　　记者了解到，已经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上来”。

　　上述提法被认为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之一”。

　　那么，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何意义？

　　“我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单纯地用投资驱动、外贸驱动方式了，同时也要靠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发展，让三驾马车共同驱动，其中，尤其要让内需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背景下，要扩大内需、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兜里有钱。而这就要靠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这个战略部署背后的考量。”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劳动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也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出口，现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危机，而且短时期内不会消除，所以我国要积极发展内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比较依赖投资，但是一味的投资会造成投资过剩，所以现在要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这样才能让经济可持续的、良性的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低收入人群的增收能力比较有限，如果能持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范围，就可以让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对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此外，王向前还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消除两极分化。“我国目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少部分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财富，这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稳定的，不公平导致不稳定，所以要增加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一个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社会中，人们的满足感就会增加，整个社会就会比较稳定，社会各界会比较团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目标。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多数的家庭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实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看，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时候，社会就稳定了，因为大家都有比较满意的工作、有合适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他们通过自己的工薪收入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就促成了社会的稳定。”

　　当前收入分配面临诸多问题

　　尽管中等收入者的范围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一些问题。

　　不久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一书中，对收入分配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讳言并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要分好“蛋糕”，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公平、促进和谐的迫切需要。

　　对此，苏海南认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个方面。

　　“就分配秩序混乱而言，在初次分配领域主要表现在：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一是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二是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三是第三次分配无序。”苏海南说。

　　就分配关系不合理而言，苏海南认为，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方面并存。

　　王向前则认为，目前，平衡收入分配格局的几大因素均没有理顺。

　　“比如说劳动收入，劳动收入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在高速发展，工资却不见得上涨，目前还没有建立一个劳动收入随着经济增长合理增长的机制，或是工资收入的合理机制。事实上，这个合理机制应该通过工资协商来实现，由工会代表职工谈判，以此保证每个职工的收入能随着本单位的效益增长。我国虽然建立了这种机制，但这种机制还没有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是当前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基本问题。”王向前说。

　　而社会保障也是一大问题。“社会保障需要尽快健全，提高标准。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保障不平衡，在有些项目上偏低。社会保障也是劳动的收入形式，如果要提高收入，应该在社会保障方面下功夫。”王向前说。

　　未来收入分配改革向何处发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关于如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做法和设想，工资集体协商即是其中之一。

　　但王向前认为，现有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存在较大的问题，未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对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进行较大的调整，使其更能够代表劳动者进行更强有力的工资协商，这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就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法律手段而言，王向前认为，除了进一步完善工资合理分配机制外，还需要制定工资法或工资条例以及修改工会法从而改革工会体制，强化工会地位和作用，使其能够有实力代表劳动者进行有效的工资协商。“这就涉及到劳动立法和工会立法。还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险也需要制定配套的办法，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险法，加强社会保险法执法；还要通过相关法律保障创业环境，落实中小企业的权利——这些都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在法律上考虑的问题”。

　　苏海南则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着几大深层次的阻力：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乃至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制约着分配问题的解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不少行业、地区高消耗低产出，这使得这些行业、地区财富增长相对缓慢，制约着行业、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一句话，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苏海南说，收入分配政策措施不健全、有关方面配合不得力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收入分配是一个大系统，其构成因素包括分配主体、分配内容、分配手段、分配结构、分配水平、分配关系等。时至今日，如果不系统设计安排收入分配政策措施，并由有关主管部门配合实施，是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也是难以抓好落实的。“而这些年来，收入分配政策设计安排恰恰缺少系统性，没有一个最高层机构总抓分配改革。已经出台的有关政策基本都是治标性质的，且往往不够周全，普遍带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色彩，工作中有关主管部门又没有形成高效合作，这也是造成其收效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不能光靠法律手段，还要靠经济手段、信息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因为问题的存在是方方面面的，有些是可以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的，有些可以用经济手段调节，有些是可以用信息去引导的，有些则可以直接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因此，我们不能单一用一个手段，而应该多种手段并用、多管齐下。”苏海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