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他在会上说，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财经》年会专报】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做主旨演讲，他在会上说，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土地制度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首先强调称，重庆农民工转户并不是图农民工的三块地，而是以他的有效劳动，以他就业岗位，以他的志愿在城市里落户，没有任何先决条件。

　　他说，我们宪法规定农民的三块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以什么来界定的呢？你是农村的户口，你当然是农村集体一员，如果你户口迁徙了，你不属于农村集体了，这三块地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了，要流失了？这也是中国农民工长期不能转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介绍说，重庆方面根据《物权法》界定的一个概念：土地的所有权是财产权，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财产权，对农村农民的三块地进行确权，不仅是丈量他的面积，还要确定支配权。这个支配权不是去改变集体所有制，而是要确立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如果一块地价值100块钱，所有权这种财产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的财产权占多大比例，我们大体上做一个划分。比如说宅基地，使用权占85%，所有权占15%，而承包地、林权用地是八二开，使用权占80%，所有权占20%。有了这么一个比例，在80%、85%范围内，农民是可以自己支配的，是他的财产权，他即使到了城里，这地还是他的，他愿意给兄弟姐妹用，愿意自己继续使用，或者愿意租赁给别人用，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权，我们只要搭好市场的选择平台，有农民自主决定就把这件事解决了。

　　黄奇帆称，中国的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去年中国农民人均5千多块收入，97%是劳动收入加政府转移支付补助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因此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融资的能力。大家有时候讨论中国农民缺乏贷款问题，就提到印度巴基斯坦有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搞的那个小银行，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专家学者一讨论，也就认为是中国的大银行弯不下身来解决小银行的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技术问题，认为中国解决农民贷款问题也要发展小银行。其实本质上中国的农村之所以没有信贷，是因为没有质押物，农民没有财产，是无产者的问题。当你解决了三块地的问题，明确了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是可以让农民家庭进行自我质押流动，自我支配，这时候农村贷款也就会大规模发生。

　　同时，他介绍称，在重庆没解决这个问题前，整个重庆1千多万农民，只有30多亿的银行贷款，通过三块地的确权，推行“三权”抵押贷款至今，农民贷款已经到了180亿，我估计明年就会跳到300多亿，几年后可能会有1千多亿的贷款。重庆目前农民总的收入1000多亿，粮食收入是600多亿，养猪、养羊的畜牧业300多亿，只有很少的融资，如果有一千亿融资往里面注入，至少会产生一千亿的产出，农民的收入就能翻番。当把这个确权问题解决之后，农民进城问题就可以解决，农民在农村财产收入问题，融资质押也就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