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

　　强劲增长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舒缓债务负担，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最迫切需要的。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目标表述也可谓完美。不过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执意寻求强劲增长，则不仅欲速不达，而且代价不菲。

　　对此可分别从发达国家和中国两方面加以观察。

　　对美欧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过分强调经济强劲增长，可能助长在政策面上忽视和回避调整的现实，转而“病急乱吃药”，延误实施治本措施的最佳时期，甚至加剧病情的复杂度和治理难度。

　　美国货币当局在金融危机急救期过后，再次实施量化宽松应对经济低迷，可谓强求高增长心态导致政策走样的一个典型。按照这个政策倡导者的设计，数量宽松能通过压低长期收益率助推美国经济增长，以实现舒缓、降低失业率压力的目标。

　　然而我们知道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保持币值稳定支持经济稳健增长的，长期收益率本身是调整货币政策的参照。现在反而要用本质上短期性的货币政策手段来调节长期收益率，就如同试图拉长身影来拔高身高一样本末倒置。

　　殊不知美国金融危机源头的房地产泡沫，相当程度上正是危机前过度宽松货币政策诱致的结果。美联储QE2不仅没能实质培育促进美国经济，反倒可能因为政策急功近利而对企业投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这项不负责任的政策招致国际社会质疑和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欧盟财政收支占GDP比重高达45%左右，财政自稳定机制作用更为彰显。在欧元区经济2008年几乎零增长和2009年下降4.3%的背景下，自稳定机制已“自动”给经济系统提供大量刺激“弹药”。2009年初欧盟额外推出2000亿欧元刺激经济计划，各主要成员国也推出规模不等的刺激经济项目。

　　如德国联邦议院2008年11月批准了第一个刺激经济计划为310亿欧元，2009年1月政府又通过第二个刺激经济计划为500亿欧元。英国2008年11月下旬通过预算报告，宣布将出台200亿英镑的刺激经济措施，法国推出总额为260亿欧元的刺激经济计划。这些刺激预算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补贴汽车业，推进国家产业政策，减税或直接发“消费券”等。

　　刺激政策虽对欧元区2010年经济温和复苏做出了贡献，但也付出了使本已不堪的各国资产负债表加剧恶化的代价。欧元区整体债务率从危机前的66.2%激增至2010年的85.1%，为欧债危机爆发做了铺垫。现在回头去看，看得清楚，危机前的严重失衡，经过政府的大手笔刺激，只是将经济体内的“病灶”转移了位置，不仅没有根治疾病，反可能使后手治理更为棘手和被动。

　　美欧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应对方针的误判会给全球经济引入更大的不确定性，也不利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从直接关系看，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实行数量宽松政策，导致国际流动性泛滥并加剧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对我国及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尤其具有负面影响。

　　再看中国。

　　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推进时期，在生产力和总需求两方面都有较好条件保持较快增长。但是从近年刺激经济以及新世纪景气增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看，增长过快也得不偿失，也需注意防范拼增长速度带来的过高代价。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经历空前景气增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但是由于深层改革滞后，高增长伴随经济增长速度偏快，非农就业扩张偏急，外部顺差失衡加大，通胀压力挥之不去，再加上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等难以持续问题，累积起具有阶段性特征的系统性矛盾。

　　通过人为政策手段拼经济增速，难免要大尺度地放货币、松信贷，或需政府大手笔过快投资。这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治理通胀负利率和资产价格高企等顽症，也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中国目前最需加快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不是刺激经济和强求经济增速最大化。

　　其次，经验证据显示，我国经济过快增长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使得国内产出增长转换为用实际购买力衡量收入增长时减少一块，从福利损益角度看不合算。如2009年刺激经济措施力度最大，2010年贸易条件损失占当年GDP比例超过2个百分点。

　　货币与总需求扩张派生实体经济扩张并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上涨和贸易条件恶化，构成我国经济运行特有的“回力镖”效应。

　　导致贸易条件产生不利变动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的在目前发展阶段还难以完全消除。不过，避免经济扩张过快的推波助澜作用，则是宏观政策应当并可能达成的目标。

　　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投资和宏观增长具有显著影响。我国对增长目标做稳健适度调整，抑制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有助于缓解与资源出口国之间的经贸和投资争议。资源出口国虽短期贸易收入增长慢一点，但是增长平稳度提升，便于其更好应对“荷兰病效应”以谋求自身长期发展。

　　最后，通货膨胀对债权方不利而对负债方有利。我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应是最大外部债权国。各国追求不可持续的强劲增长目标，会显著抬高全球通胀水平，使中国作为外部债权国利益受到损失。

　　我国目前空前规模的外部债权，绝大部分是在过去十来年的不长时期内，主要通过官方储备形态积累而来的，投资对象难免较为集中在所谓“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综合水平较高的证券资产方面。这类投资收益对未来的预期通胀高度敏感。比如全球通胀上升3~4个百分点，我国外部债权实际损失会超过千亿美元。

　　反过来看，发达国家国外投资较大比例是直接投资，对通胀伤害天然具有较强抵御能力；即便是证券投资，由于主要是私营机构所为，在应对通胀方面自我调节性和灵活性较强。考虑潜在通胀影响债权和负债方的上述不对称影响，中国应鼓励G20制定稳健增长而不是过于强劲增长的目标。

　　客观认识人为追求强劲增长的负面作用，才能更好理解当今全球经济大调整时代的客观现实与规律，并通过实施务实合理的应对措施，在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为未来新一轮全球经济繁荣的到来创造必要条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