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处置，中国将积累战略资产。

　　如何将其转化为国内改革的动力，造福国内人民？

　　本次G20峰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希腊政府先是贸然做出公投决定，后又在国际压力下匆匆取消，使得本次峰会波诡云谲。不过，这种气氛对于峰会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或许有所助益。危机将促使与会领导人负起责任共克时艰，从而使戛纳峰会成为分歧最小的一次G20峰会。我们对于此次峰会抱有相对乐观的期待。

　　中国在这次峰会上的角色重要而微妙。就其重要性而言，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中欧之间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对深陷债务困境中的欧洲来说，是一项无法忽视的资产。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对欧元区国家经济稳定的支持。在不久前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继续加大对欧洲的投资。”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国，法国在欧洲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问题上，同中国保持了密切的协商。可以说，中欧关系在这次危机中得到了强化。

　　就其微妙性而言，一方面，中国政府有一定能力、也有责任对欧洲给予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并不适应，其原因在于，中欧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让一个穷国去救援富裕的欧洲，似乎不合情、不合理，国内外都存在质疑的声音。此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协调时强调，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在峰会前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官员也透露，救助欧洲尚无清晰方案。显然，救援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细致的权衡和商谈。

　　微妙还体现在，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欧元区内部政治分歧仍然严重。货币先于主权走向统一，常常带来一种幻象，似乎欧洲存在着单一的政治权威，可以协调各国利益分歧。事实上并非如此。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因政治扯皮而不断恶化，就是一个例证。当危机国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而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时，其他国家只能仓促对其施加压力。在此情形下，即使中国愿意采取救援行动，也不能不考虑，这样做有可能使自己陷入欧洲的“政治丛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同样面临这个困境。哪怕危机迫在眉睫，也必须等待政治危机得到解决之后才能采取行动。

　　这种微妙处境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考验。所谓机遇指的是，经过参与解决欧债危机，中国将赢得不菲的战略收益。其一，通过对欧洲施以援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获得了进一步推进的支点。人民币和欧元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得到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008年提出“特别提款权”（SDR）倡议时，应者寥寥，但自欧债危机以来，这个提议得到了多个层面的呼应。法国财长巴鲁安透露，已就人民币加入SDR的问题在G20峰会框架内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以便在峰会召开前讨论人民币加入的条件和方式并提出一项方案。其二，在欧洲纾困机制基础上参与欧债危机的处理，是中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有力支持，这符合中国多年推动的多极化战略，其对全球治理的改革将起到重要作用。在危机处置过程中，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甚至政治秩序的雏形，浮现了出来。

　　所谓考验，指的是中国能否将目前所具有的战略资产有效转化为制度化优势，并且将国际上的战略收益转化为国内改革、转型的动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政策。这为国内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也存在着国际制度创新不够的问题。中国已经加入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但在确立未来国际秩序方面，话语权比较弱。如何把中国近些年来取得的经济优势制度化，使国际经济和政治制度朝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演进，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处置，中国将积累丰厚的战略资产，如何将其转化为国内改革的动力，造福国内人民，其路径仍需探索。在这些资产中，最突出的是巨量外汇储备，它是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带来的收益，也是国民节衣缩食攒下的血汗钱。如何使用它们呢？每当国外发生经济危机而需要中国政府救助时，都会出现这样的疑虑。现在到了系统地作答的时候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需要支付巨大成本，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顺利通过“历史三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欧债危机不仅是对欧洲人民智慧的考验，也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