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其中，连续三个季度，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呈逐季回落态势，同比增长分别为9.7%、9.5%和9.1%；CPI呈逐季上升态势，同比增长分别为5.1%、5.7%和6.3%。

　　今年以来GDP与CPI的走势，一方面说明，为避免经济出现硬着陆，宏观调控政策正有序推进，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大冲击；另一方面说明，通胀压力并未真正缓解，“价格稳定”之于宏观调控，仍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首要任务。

　　最近三个月CPI的走势从6.5%的高位逐步回落至6.2%、6.1%，可以初步证明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这样的成效仅是说明，我国通胀增速相对趋稳，但是仍处高位，宏观经济的运行并未真正走向稳定。

　　CPI季度大区间的持续上升、月度小区间的相对回落，说明宏观调控正处于攻坚阶段——如果持续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胀则可能进入下行通道，从而回归到相对合理水平；反之，调整适度从紧的政策方向，相对放开流动性、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则通胀可能在高位持续运行，甚至会被急速拉升，从而导致经济全面恶化。

　　既要控制通胀，又要保持经济增长，显然并不现实。某种程度上，两者之间是一对矛盾体——“相对较低的通胀水平”和“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都是宏观经济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如果要将通胀水平从高位下拉，宏观调控政策必须从紧，同期经济增长就会受挫回落。反之，如果要将经济增长快速上拉，则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扩张，同期通胀水平往往会恶化高企。

　　这种矛盾在当下似乎益发凸显，在今年以来相对从紧的宏观调控下，CPI虽然持续三个季度上升，但在近三个月内却有序回落。相对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通胀抑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因此付出了代价。在GDP增长持续三个季度下降的趋势下，中小企业经营、外贸出口、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等微观经济的表现均不容乐观。

　　就中小企业而言，当前爆发的温州老板“逃亡潮”，虽事由高利贷直接引发，但仍可视为当前中小企业因信贷收缩产生普遍困境的典型反应。就外贸出口而言，虽然1-8月份，我国出口增长23.6%，但贸易顺差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对居民消费而言，虽然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6.9%，但增速与去年同期相比却下降逾1个百分点。再者，虽然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比去年同期高出0.2个百分点，但如果去除过去两年大规模投资的惯性延续，今年额外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大大滑落。

　　微观经济层面众多指标不容乐观，尤其是中小企业倒闭事件频发，所引发的“经济恶化”的放大性传播，极易令人产生“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头，必须立即调整宏观政策方向”的误解。

　　其实不然。若跳出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带来的坏情绪，冷静观之，我们就不会过于慌乱。因为：一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幅度并不大，增速仍在9%以上；二来经济增长的相对下滑，是抑制高位通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三来，鉴于中国经济在过去两三年间2008年次贷危机而形成“刺激式”增长，经济增长适当放缓有其必要性。

　　此外，相较于全球经济走势，我国经济增长相对放缓，亦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自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受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日本地震导致核泄漏等世态的持续波及，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大幅减少，这对作为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而言，必会造成其规模受限或利润受缩，进而令我国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其次，发达经济体面对经济不景气、债务高企的局面，必然指望尽快扭转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逆差，由此引发的贸易战、汇率战在所难免。为避免双方矛盾过于激化，我国相对减少贸易顺差、减缓经济增速，就具有一定必要性。

　　当然，对经济发展趋缓的冷静认知，并非意味着可对中小企业、出口贸易等现实困境置之不理。应在认清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主次矛盾的前提下，在经济运行更为系统的层面寻找突破口，而不是过多倾向于应急式的救助。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