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全球共振的“新危机时代”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果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些孤立色彩的话，那么当下的新一轮危机，全球共振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文 | 本刊记者  马吉英    编辑 | 杜亮

　　9月14日至16日，大连阴雨连绵。像天气一样，彷徨和忧郁的气氛也在弥漫。

　　坏消息正一个接一个地出现。8月初，美国首次失去了AAA信用评级。希腊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也在增大。更早，今年上半年的地震、核辐射，已让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再次聚焦于“世界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的议题。

　　所有人都希望在更坏的消息到来之前，寻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眼下的经济形势还能更坏吗？如何走出欧债危机的漩涡？谁能成为拯救世界经济的新领军者？

　　达沃斯论坛结束第三天，9月19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又迎来一个坏消息。

　　这一天，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从A+下调至A，原因是政治和债务状况不佳。这是又一个身陷欧债危机阴影下的不幸者。在此之前评级下调的名单，已经是长长的一串：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希腊等。有观点认为，“显然，一场关于欧元区存亡的总攻正在打响。”

　　像三年前一样，经济危机的危险气息再次在全球各地蔓延。

　　但与一年前对经济刺激政策是否需要适时退出的反思不同，对政府作为是否得当的讨论，成为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新方向。在一场分论坛上，BBC世界新闻频道主持人Nik Gowing认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球经济以及金融环境当中的政治功能紊乱。”

　　“我觉得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债务问题，从实质来讲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前些年大家都鼓吹美国的发展方式，它是以超前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自己花别人的钱，今天花明天的钱，实际证明这种做法撑不住了。”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汝民说。

　　与于汝民一样，多数与会者认为，发达国家正在为其以往的不慎行为埋单。

　　“每一次危机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力，需要私有企业的参与。但欧洲却没有吸取教训。两年之前，甚至在9个月之前，大家都说希腊的案例是孤立的，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互相影响的。我们需要好好地读一下以前关于经济危机的著作。”世界经济论坛拉美事务高级顾问William R. Rhodes说。

　　比利时经济与改革部长Vincent Van Quickenborne的观点则更为直接。“欧盟的对策一直都是短期对策，一开始就是试图解决希腊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试图解决其它国家的问题。但是采取再多的短期措施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即结构改革。”在他看来，欧盟缺少类似于美国的合众国结构，以及一个欧盟财长的职位来掌控局面。“一个欧盟财长应该有能力直接制裁一些违反金融规则的国家，就是说要剥夺他们的一部分主权，替他们决策。”

　　持续的经济低迷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的社会层面引起动荡，在英国电信集团董事长Sir Michael Rake看来，随着经济危机的愈演愈烈，失业率的升高，企业家、政治家所得到的社会信任度也在降低。他还把失业率称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癌症”。“我们经历的这个危机很多人都要负责，包括监管者、审计者、评级机构。我们现在有很自由的媒体，他们火上加油。”他说。他还注意到，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传统媒体，更相信的是社交媒体；他们非常聪明，意识到这个社会有一些方面出了问题。在欧洲各地，比如伦敦发生的暴乱，被Sir Michael Rake视为信任缺失的极端表现。

　　在欧洲以外地区，比如日本，后遗症在以温和的方式酝酿着，但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Takeshi Natsuno发现，最近受金融危机和地震、核辐射等灾害事件的影响，日本企业对待创新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们需要做的是提高效益，对创新方面的关注有所缩减。”与此同时，日本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业也变得不愿意给创新型的企业提供资金，这导致日本在创新方面的投资开始下降。若想让创新的潮流再次复苏，就需要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指出这次危机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危机在全球的分布出现了新的特征—欧美国家的共联性大大提高，新兴市场的波动则相对较小。而在以前，如果是欧美市场发生的波动是1%的话，新兴市场的波动会超过100%。“在近50年来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说。

　　更多的与会者希望在改革方案还未形成之前，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能在拯救危机方面有所作为。乐观者甚至认为，中国有机会担当世界经济新的领导者。

　　对此，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并不认同。“中国GDP现在只占全球的8%，要担当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还为时尚早。中国现在只能担当与目前能力相适应的责任。”

　　况且，中国自身的处境也是在“走钢丝”。相对最困难的2009年、最复杂的2010年，成思危把2011年称为“最麻烦的一年”。因为今年中国陷入了保增长和限通胀的矛盾中。“控通胀就要实行紧缩的政策，但是紧缩的结果是对增长有影响。要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看来，所谓的责任有着更丰富的含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人口，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把自己的发展质量提升，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和复苏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被称为本次达沃斯的“最敢言者”。他的建议是：“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的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