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国楼/文 】

　　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是利率管制的结果，也是对管制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的强行“校正”

　　从民间金融的热土浙江温州到苏北的贫困县泗洪，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到陕西的神木，在中国众多的城市和广袤的乡村，民间借贷的高回报，已成为近来各路资金趋之若鹜的热土。

　　今年春节过后，江苏泗洪石集乡几乎98%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了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一批放贷者一夜暴富，石集乡成了“宝马乡”。在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高回报甚至让在京工作的白领不惜辞职回家做借贷生意。

　　传统形式的民间借贷还推陈出新，近年来，“人人贷”“哈哈贷”等网络民间借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民间借贷还突破“民间”向上市公司和国企发展，多家上市非金融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从事贷款业务，中国石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微博)等央企早已或正酝酿成立金融子公司从事融资业务。民间借贷俨然成为一场“全民运动”。

　　民间借贷诱人之处无非是高利率。江苏南通民间借贷月息就达5%，折合成年息高达60%，超过银行借贷利率近10倍。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在24%以上，实际年利率则超过40%，最高者甚至达到180%！

　　如此高的利率，没有哪个行业或企业能够承担。业内人士介绍，这些高利贷性质的资金中，有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空转”，其余大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比如赌博业。

　　民间借贷已变异为“炒钱”的“庞氏游戏”，并出现崩塌前兆。今年5月底，石集乡的高利贷之链一夜之间断裂，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元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各地频频爆出高利贷链条断裂案。

　　数量调控后遗症

　　从去年开始，央行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工具是信贷规模控制和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名义上央行早已不再直接控制信贷规模了，但存款准备金率将信贷规模按一定比例与存款挂钩，其实是变相的信贷规模控制方式。

　　不仅如此，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为央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改善央行的财务报表。现在来看，无论是限制信贷规模，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均未能达到保持物价稳定的政策效果，反而加快了金融脱媒，越来越多的资金绕过了金融中介，进入无监管的灰色地带，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一方面，社会资金加快流出银行体系。今年以来，银行存款下滑趋势明显， 9月下旬，部分银行的存款余额负增长幅度达到创纪录的3%！

　　那么，银行存款“搬家”到哪儿去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信托理财产品！银行存款搬家加上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提高，银行为非金融部门提供中介服务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全民化、信贷融资信托化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漫长的资金链在任何一点上断裂，就会引发中小企业倒闭潮，更会让卷入其中的普通民众血本无归，影响金融和社会稳定。

　　“校正”管制利率

　　民间借贷并非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借贷在中国由来已久，隋唐就有了“轮会”“摇会”“标会”(统称“合会”)等形式的民间融资形式，这些合会大致采取会员按期缴款、各期由一会员轮流使用，具有借贷和互助的双重性质。

　　民间借贷不独在中国盛行，在墨西哥、埃及、印度、孟加拉等金融欠发达国家也广泛存在。

　　斯里兰卡有一种被称做“邀会”的民间借贷形式，与我国的合会类似。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建的乡村银行，其实也是一种民间借贷组织。但无论中国传统的民间合会，还是斯里兰卡的“邀会”，抑或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借贷利率很低甚至不付利息。

　　民间借贷高利贷化是利率管制的结果。在信贷局部均衡模型中，假定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吻合时的利率为均衡利率，货币当局规定的利率为管制利率，当管制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时，在管制利率水平上的信贷需求必然大于信贷供给，银行只好按管制利率将信贷配给部分借款人(如大型企业)。

　　得不到贷款的借款人(如中小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民间借贷利率既高于管制利率，也高于均衡利率；并且管制利率越低于均衡利率，民间借贷利率就越高于均衡利率。

　　目前银行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为3.5%和6.56%，而年初以来CPI同比一路攀升并保持在6%以上，存贷款基准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水平。某种意义上，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可看做是对管制利率远低于均衡利率的强行“校正”。

　　市场化改革紧迫

　　民间借贷的活跃乃至疯狂，主要源于为中小型和小微型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主体缺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过度使用以及利率未放开等多重因素，要抑制或引导民间借贷，也需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对内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麦金龙早就指出，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先导，金融对外自由化前应先实行对内的自由化。

　　根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双36条”原则，制定有关实施细则，并结合对已有民间金融机构的改造和引导，筹建为中小型和微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

　　放松信贷规模和存款准备金率管理，加强对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控。2008年-2010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在整个融资规模中占比分别为72%、68%和56%，今年上半年已低于50%，信贷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急速下降。

　　不仅如此，根据今年8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在央行全部资产中占比超过80%，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人民币早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实施信贷规模管理，除了降低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加剧资金体外运行的金融风险外，并不能有效控制社会投资和消费水平。

　　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利率管制的结果是，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获得了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而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只能以较高的成本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得资金，资金配置是扭曲的。

　　资金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金的价格不能市场化，资金的配置不能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只能是一句空话。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松绑”。在目前通胀水平下，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提高基准利率水平，高利率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加大货币政策的难度。

　　蒙代尔早年所提出的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表明，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无法同时兼顾，只能三者取其二。

　　中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为重要；在资本管制日益困难且我国事实上已基本放开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惟有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放松汇率管制，除此别无他途。■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