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国家赶超战略 

　　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有望突破“世界第二”。在这一前提下，有学者提出今后应继续推行赶超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然而，客观来说，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未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会造成整个国家产业结构上的失衡、价格机制扭曲等，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们如何认识长期以来的赶超战略？本期中国经济时报(微博)圆桌论坛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邀请到的嘉宾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微博)、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微博)博士、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林跃勤。欢迎各位！

　　华生李长安周景彤林跃勤

　　■主持人 周子勋(微博)

　　重视教育和缩小贫富差距方能成功实现赶超

　　中国经济时报：从全球范围来看，要实现赶超战略需要哪些条件作强有力的支撑？

　　华生：第一，我国并没有正式提出实施赶超战略，这只是一些学者的观点。但是存在不存在事实上的赶超？肯定存在，这是后发国家要改变落后状态的自然选择，也可以说是东亚模式的特点，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括我国台湾，某种意义上都在赶超。既然是后发经济，如果希望进步，就得学习、模仿、借鉴、追赶，其中包括有条件的时候在个别领域实现超越，同时结合自己国情进行创新，这是整个东亚模式的特点。现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跟这些国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基本上是在重复日本、韩国走过的道路。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信息外溢就是一个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都是在大量引进，既然比别人落后，就可以学习、模仿、借鉴，加速缩小差距，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当我们跟别的国家缩短了距离，而某些方面让先进国家感到有威胁了，便开始实行封锁。例如，中国希望美国的高技术进来，可人家不给。三十多年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特别是由于中国的体量特别大，其他国家比较小，比如新加坡、韩国这样的国家体量小，中国要是有韩国的发展水平，那威胁比韩国要大十倍乃至更大。所以，人家对你有防范。

　　另外，如果能够成功赶超的话，非常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教育。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普及教育比印度或其他国家要好。这是我们这些年来能够高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现在也出现了新问题，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农民进城打工，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变成留守儿童，教育质量普遍下降，这是阻碍我们追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畸形的只有土地没有人口的城市化对我们进一步实现追赶、缩小距离是非常不利的。二是贫富差距。能够实施赶超战略，跳过“中等收入陷阱”，非常重要的是缩小贫富差距。像南非、中东贫富差距控制不住的国家基本上都会出问题。凡是比较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都是贫富差距控制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控制在0.3左右，经济增长的成果比较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这种权利的平等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发展得比较快。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中等收入阶段刚刚摸到边上，但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一个很惊人的地步。

　　周景彤：理论上讲，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本质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目标的实现，不太在乎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目标。

　　我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战略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无论采用何种赶超战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都是保证国家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利用全球市场来接受其生产的出口品，进口替代型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国内建设所需的先进技术和原料等等。无论实施何种赶超战略，在一个充满敌意或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是无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

　　二是合理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等等。可以说，一个经济体采取何种赶超战略并无定论，但至少要与一国的资源禀赋相结合，尤其是要有利于发挥其比较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是与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出口型导向战略最大限度上提升了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等密切相关的。

　　三是适时的政策调整。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国际形势和发展阶段的改变，相应的赶超战略也应当做出及时的改变，以适应新情况下新的发展需要。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石油价格暴涨)和国内情况的转变(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原先的发展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但相应的政策不及时调整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停滞，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李长安：从经济方面来看，赶超战略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有较高的储蓄率，目前我国的储蓄率是很高的，大概达到40%多，在全球应该属于最高的那个行列；第二，要有较高的消费率，消费在很多国家经济起飞的时候起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并且比重在逐步提高；第三，要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我们国家从1999年高考扩招以来已经积累了很多人才，但是依然存在教育的质量、教育的结构、教育的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实施赶超战略应避免带来四大矛盾

　　中国经济时报：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哪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呢？

　　周景彤：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首先，恶化贫富差距。赶超战略之下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就会拉大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其次，拉大地区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

　　李长安：从赶超战略的角度来说，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已经开始实施。从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似乎大部分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都没有取得过成功，成功的只有“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为赶超战略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很多国家实施赶超战略一开始不是从本国的比较优势出发，而是按照书本上的教条或者是政治理念上的偏差等等来做的，按照一些理念上实施的赶超战略首先就是扩大投资，但是资本在实施赶超战略的国家里一开始都是稀缺的，包括我们中国在实施赶超战略一开始也是资本稀缺的，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是比较成功的，成功点就是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创汇型的企业。所以，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遵循“比较优势”原则还是比较重要的。

　　中国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时报：不可否认，政府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对此，如何看待赶超战略对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

　　华生：中国的发展战略目前主要放在新技术和人才战略上。首先，把大量的钱花在技术方面。然而在我们现在的科研体制下，首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经费管理办法的官僚化和科技界严重的腐败，大量的经费都被浪费掉了。一些科技经费使用不当，大量买入的一些设备过几年就被淘汰了。过度迷信新科技，在现有的体制下大把大把地砸钱，可是效果并不理想。不改革科研体制，没有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单纯讲发展新技术是行不通的。其次，采取人才战略实际上是在走精英路线，而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社会改革问题主要是权利平等，户籍制度已经使权利完全不平等了，再搞人才战略，更进一步加大了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以，我认为，在教育和科技这两个方面的真正进步，才是国家赶超的基础。

　　周景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质上施行了出口导向型的赶超战略。首先，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为出口所需的庞大制造业提供了大量来自中国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其次，政府出台的大量优惠政策(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减税等)鼓励了大量中国企业进行出口活动。最后，政府控制的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为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提供了额外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都服务于我国出口导向的赶超战略，最终目的是通过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以实现赶超目标。

　　事实证明，这一赶超战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成就了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0%。按现行汇率计算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初的200美元增长到现在44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消除贫困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由1980年的65%降低到2010年的2.8%，并有望在10年之内完全消除绝对贫困。

　　在肯定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新阶段赶超战略带来的诸多问题。国家政策制定中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仍造成了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上的巨大扭曲(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压低；控制人民币汇率增值等)。随之而来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发展差异扩大和腐败滋生的现象已经为我国的社会安定和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和更深程度的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复苏疲软，对我国出口品需求大量下降。同时，我国国内也出现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制造业企业招工难、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表明我国过去成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逐渐地不适应新时期我国发展的需要，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总之，相比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经济赶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时刻关注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并对我国的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快速增长，最终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

　　李长安：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赶超战略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一，追逐GDP最大化；第二，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和赶超战略的核心龙头；第三，现在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科学技术包括人力资本和人才这方面的贡献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这三点是赶超战略比较重要的特征。我们看到，我国在赶超战略里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包括GDP在世界已经占到第二，也是世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之一。不过，赶超战略的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在实施赶超战略的时候，传统的比较优势慢慢在丧失，而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力何在？理论界还是比较迷茫的。如果提高消费率的话，现在消费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很欠缺。怎样在未来解决这些难题，才是能够真正实现赶超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

　　在实施赶超战略的过程中，要让那些能够使得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发挥更大作用，比如说消费，包括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尽量遏制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这样对于我们未来经济发展才具有意义。

　　林跃勤：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日本跻身全球经济亚军，那么何时超越美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对2050年前的世界经济所进行的长期预测结果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前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2011年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发布的最新报告则做出了最为大胆的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由2010年的11.2万亿美元增至1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将由2010年的9.5%上升到2016年的18%，而同期美国GDP总量则将由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相应地从2010年 的 22%左 右 降 至 2016年17.7%，这样2016年就成为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分界点，2016年是中国经济超级大国的世纪元年。

　　各种依据过去的增长规律以及两国的发展潜力通过趋势分析法、参照物分析法和购买力分析法等等给出的各种预测方法与结论各有一定道理。但是，对长周期未来预测从来都是一种主观臆想成分居多的冒险行为，更何况对世界上两个最为复杂大国的长期比较预测，应该说，更充满风险，不可过分相信。因为，细想之下，有一些疑问值得关注。

　　第一，直线式简单推理预测方法的说服力和实证性不高。片面地依据过去的增长轨迹套用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并假定超越与被超越两者均大致沿用以往的等速行进，而实际上，未来不等于现在，现在不等于过去。虽然，在发展环境和条件不发生突变的情景下，发展趋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毕竟未来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未必会是过去的重复或翻版，所考察的两个经济体的基数、规模、水平和成熟度也迥异于过去，发展速度自然不可能简单地重复过去，尤其是追赶者与被追赶着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经济增长驱动力差异甚大。可以看到，美国早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其经济增长率较低，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起点低、基数小、非成熟的经济体，正处于起飞阶段，过去30年借助于改革开放和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高出口等简单、粗放模式取得了高增长，但随着经济体量扩大、资源剧减、环境压力加大以及经济发展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外部出口潜力与风险加大等，高储蓄、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等驱动模式将不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将必然下降，正如日本、韩国等曾经崛起的东亚四小龙一样。所以，依据过去30年的高增长率来描述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风险；而美国作为成熟经济体和创新能力强劲的经济体，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水平，在一些年份甚至不排斥相当高的增长率，因此，按照惯性思维将中美未来发展轨迹定格在过去的发展动态趋势上，未必妥当。

　　第二，预测超越的内涵不清，将GDP总量当做整体经济实力或者说综合实力，有以偏概全之嫌。这里，超越概念本身有很大的模糊性，是综合经济实力超越还是单一的经济总量超越？实际上，多种预测中所指的超越，仅仅指GDP总量而已，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综合经济实力、甚至是指一国整体实力。从本质上讲，超越意味着整体实力或综合实力的胜出，一国综合实力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资源禀赋、人口、军事、外交以及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的内涵，仅从经济实力层面看，除经济总量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效率、持续能力、收入分配、人均收入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卫生、寿命、可持续性、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等软实力元素。在知识经济时代，软实力元素对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竞争力等的意义更为巨大，甚至是决定性意义的。此外，GDP总量也掩盖了居民福利水平这一关键性本质。如果经济总量实现了对第一大国的超越，但百姓还处于普遍贫穷的境地，或者与被超越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达数倍，社会福利水平有天壤之别，则无论如何都有愧于“第一大国”的身份。这样的所谓超越绝对不是货真价实的超越。

　　第三，对赶超与被赶超对象未来的发展变数考虑欠缺。类似于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会是最后一次外部冲击，尽管这次危机对中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主要依靠强大的政府财政政策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才化险为夷，而较重的强刺激后遗症迄今还未痊愈。此外，美国依据其美元霸权还可以通过增发国债、货币、美元贬值等方法吸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财富，我们不能低估美国等发动货币战争来削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保持美国财富增长的阴谋所造成的各自力量此消彼长的效果。

　　所以，我认为，需要对“超越”验明正身，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诠释，不能只满足于GDP总量这一远非衡量和界定世界第一大国的真实含金量的标杆，这是杜绝片面、曲解和投机取巧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