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中国，我们能做什么？

　　□ 高培勇

　　针对富人增税这样的在其他国家可以设想并实施的举措，一旦换作中国，不仅难以实施，而且难以设想。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启动直接税改革的时候。

　　9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递交了一项大规模削减赤字计划。这项计划，以10年内削减赤字3万亿美元为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通过取消富人、油气公司等享受的税收优惠增收1.5万亿美元；削减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等强制性开支5800亿美元；通过从伊拉克、阿富汗逐步撤军节省开支1.1万亿美元；增加利息收入4300亿美元。

　　因涉及增税的金额占到了整个计划的一半，奥巴马的计划被视作向富人开刀的减赤计划，甚至被指责为挑起阶级斗争的减赤计划。而且，据说这项计划的提出，最初起因于美国一位亿万富翁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建议。作为奥巴马的支持者，巴菲特最近对美国税收体系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富人应该多缴税。故而，奥巴马的增税计划也被媒体冠之于对富人开征“巴菲特税”。

　　本文无意于对奥巴马这项计划的利弊得失和经济影响做系统评估，只是由此聚焦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换作中国，比如我们也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也需要通过增税来平衡财政收支，也有有识之士建议政府对富人增税，并且，也确需要通过对富人增税的办法来拉近贫富差距，我们能做到吗？

　　不妨就中美之间的税收情形做一番比较。

　　在美国整个税收收入中，来自属于间接税性质的流转税的比重不足20%，来自属于直接税性质的所得税类税收的比重超过70%；在中国，来自属于间接税性质的流转税的比重则达70%以上，其余的来自属于直接税性质的所得税的比重不足30%。税收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间接税系累退税，相对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往往承担更多的间接税负担。直接税则通常为累进税，相对于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往往承担更多的直接税负担。这意味着，我国税收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具有累退税性质，而累退税的主要承担者并非高收入者。

　　在美国整个税收收入中，来自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比重分别为36.5%、23.8%和11.8%。在中国，由于目前尚未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故而与之对应的便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的占比分别为6.6%和17.5%。税收的基本原理也告诉我们，相对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更加显著。这意味着，我国直接税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企业而非居民，而非来自居民的直接税也是可以转嫁的，并且，也往往是难以担负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责任的。

　　在美国整个税收收入中，来自包括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在内的财产税收入的比重超过10%。在中国的税制体系中，虽说也有所谓财产税的设置和分类，但几乎所有的财产税收入均来自于企业而非居民。换言之，中国尚未实行主要针对居民个人纳税人的财产税制度。税收的基本原理还告诉我们，税收对于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是通过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层面的税种去实施的。相对于前两个层面而言，后一个层面的调节更重要，具有打基础的意义。这意味着，在尚未开征真正意义的财产税的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下，拥有较多财产的高收入者并不会因此多缴税。

　　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继续比较，但上述几个层面的比较已经清楚地解释了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尚无主要针对高收入者征收的税种。几乎所有的税收，还都是“大众税”。其中的绝大部分税收，还都属于“累退税”。甚至于在贫富差距的调节中最重要、最具基础意义的财产税，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之地。

　　可以看出，在如此的税制基础之上，类如针对富人增税这样的在其他国家可以设想并实施的举措，一旦换作中国，不仅难以实施，而且难以设想。

　　所以，不论是从未雨绸缪、化解财政风险的角度出发，还是基于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考虑，抑或是出自健全税制结构的目标，中国都已经到了必须启动直接税改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