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2岁的离休老干部的公开信在网上发布以后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公开信中，曾担任长沙市委副书记的朱尚同直指长沙市在“整治社区环境”的试点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肆意挥霍国家财政，重形式、轻实效、扰民损民的荒唐现象，批评长沙市现在的一些做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

　　当下市政建设中的铺张和形式主义不新鲜，在网上发布公开信也不新鲜，朱尚同老人的公开信之所以成为焦点，当然与他曾经有过的官方身份有关。显然，与一般的批评者相比，朱尚同的反对声音更可能让长沙官方为难。据媒体报道，继上门解释并劝说朱尚同撤下帖子、声明公开信不是他所写遭老人严词拒绝后，长沙市官方又公开回应称，媒体报道中反映的关于长沙市社区环境整治的情况是不客观、不全面的，社区环境整治并非面子工程，而是为了造福百姓，绝大多数居民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说“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一件惠民利民的实事好事”。

　　类似各执一端的事件，细节的核实和判定似乎永远是一个难题，这次也不例外。长沙官方称花费绝不像朱尚同所说的高达“2亿”，但在朱尚同看来，“市文明办说是8000多万，区长告诉我是5000万”，只能得出一个答案：“我估计远远不止这个数额，因为我追问他，他没有明确地回答。”长沙官方称并没有对单位和居民集聚区的围墙一律拆除，朱尚同却说他亲眼看到刚铺好的人行道被打掉重铺，教育厅好端端的围墙被拆掉重砌；长沙市官方称其整治行动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朱尚同则说，仅他所在的省教育厅就有很多离退休老干部意见很大，绝非宣称的居民“都欣然同意”……

　　就目前而言，细节的核实和判定既然存在困难，我们只好暂时把它抛在一边。富有意味的是，双方言辞上虽然出现对垒，但其话语方式却并无区别，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为了说明各自的论点，“民意”都是最有力的论据。一方说，社区环境整治扰民损民，群众“意见很大”，另一方则说整治工程得到了“绝大多数居民”的肯定和支持。

　　在将民意向背视为评判工程好坏的标准上，双方似在意外实在意中地达成了高度一致。这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一个牵涉到众多群体利益的公共政策，如果居然得不到民意的正面呼应，其合法性和权威性都会大成疑问，争执的双方对此想必都会有起码的认知。

　　于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在此浮现了：双方持相同的论据，怎么会得出截然相反的论点呢？民意看似分散，但当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公意来发挥作用时，绝不可能如此分裂。这里只有一个可能：必定有其中一方所坚称的“民意”并不是真实的。

　　在社区环境整治的问题上，究竟是离休干部朱尚同，还是长沙市官方的意见更能代表民意？这似乎是一个难题。长沙市官方可以指责朱尚同只能以一些他身边的人群作为实例，但长沙市官方在证明其行动深受欢迎时，不过举出了一些虚拟的对象而已。

　　其实，长沙市官方原本是很容易避免这种尴尬的。设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在遇到朱尚同的质疑时才想到“民意”，而是在工程启动之初就能经过一个公开征求、吸纳民意的过程，又何至于今天被动地拿“绝大多数”这样一个模糊的数字去抵挡呢？

　　体察真实的民意似难实易。一看在公共政策制定者这里，民意是否真有分量，二看是否经过了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因为第一点不好判别，第二点才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很难保证不出现“被代表”、“被同意”、“被造福”现象。现代政治尤重程序，其精义尽在于此。

　　当长沙市官方回应称，社区环境整治工程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时，包括朱尚同在内的一些人士肯定期期以为不然，因为很难理解“百姓”在这个时候才姗姗来迟。对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启示：即便真是为了造福百姓，也应该得到百姓的同意才行。

　　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言犹在耳，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中对待批评意见的态度却绝非乐于倾听，更不要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了。老干部愤然批评当地政府的决策，正是暴露出地方政府决策形成机制的缺陷，充分征求民意、反映民意的程序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