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平

　　一、流动性陷阱与结构性陷阱

　　货币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声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类似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主义怀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主要论据是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提出的一种货币流动情境，在央行降低利率水平到接近零时，无论增发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无法刺激投资或消费，使得货币政策失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用通缩引发的财富效应在理论上否定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但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的停滞，通常被视为流动性陷阱的历史案例。凯恩斯派主张用财政政策来克服流动性陷阱。笔者对历史经验的分析认为，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只是从货币政策分析的表面现象。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全过程清楚地显示，产生流动性陷阱的根源不是心理预期，而是经济和体制的结构性陷阱。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回避了利益集团阻碍结构调整的政治经济学现实，才是宏观调控治标不治本的基本原因。中国的宏观调控要同时取得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高度警惕凯恩斯-弗里德曼短期政策可能导致的结构性陷阱。

　　二、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局限和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

　　我们看到，本次经济危机中各国采取了大体类似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但是美国、西欧、日本的宏观政策效果远不如中国，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仿效凯恩斯提出的财政扩张政策和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宽松政策，试图拉动内需，缓和国际压力，中国的决策者应当从西方学习哪些前车之鉴呢？

　　西方宏观经济学片面强调需求方的作用，忽视供给方的作用。凯恩斯观察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企图用财政扩张的办法刺激消费；却没有认识到总需求不足的根源，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失业率高居不下。美国的问题是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负债率过高，消费者和企业拿到现金也只敢还债，不敢消费或投资。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是多数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企业利润远比西方同行为低。中国假如用行政手段推行社会保障和提高职工工资，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大量破产，与拉动消费的初衷背道而驰。换言之，政府财政扩张的政策是用来刺激消费，还是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仿效。从历史的经验观察，中国如不能提高企业和工人的国际竞争力，创造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刺激消费的短期政策会挤出企业的技术更新能力，加重而非缓解经济危机。

　　货币政策看起来操作简单，后果却是双刃剑难以预料。弗里德曼误以为市场价格水平可以由货币发行量单独决定，单靠货币扩张政策就可以绕过利益冲突、防止金融危机。这只是没有国际竞争和没有金融创新下封闭经济的幻想。在国际竞争和资本流动的条件下，美国在危机阴影下采用的零利率和货币宽松政策，引发大规模的资本外逃，逃向增长率高的东亚或利率高的欧洲美元市场，从而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软弱无力。决定企业投资方向的因素，主要不是国内的借贷成本，更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和不同地区和领域的投资效益。同理，中国必须慎用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胀的货币政策，因为提高利率不但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吸引国际热钱的流入，而且会加大房地产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恶化国内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前景。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思维方式，用总需求的短期作用抽象掉长期的结构矛盾，使宏观政策的辩论掩盖了宏观调控的核心障碍——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冲突，也就无力动员社会力量克服宏观调控面临的利益集团的主要障碍。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美国病。即金融业暴利的一家独大，挤出美国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过去20年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放大了金融投机的规模。金融衍生工具制造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全球GDP的10倍，美国GDP的近50倍。要根治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就必须拆散金融寡头，并和各国政府合作，加强资本流动的管制，加强金融监管，限制金融业的投机利润。而美国至今的危机应对政策，是保护金融寡头，回避经济改革，同时输出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至今处于低迷状态，全球经济也笼罩通胀加速和社会不稳的风险。凯恩斯虽然意识到金融市场的投机是宏观不稳定性的根源，但是提出的财政刺激办法治标不治本，没有找到根治金融不稳定性的药方。中国要走出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必须知己知彼，不能被动应付。须知，竞争对手的危，就是我们成长的机。中国在国际金融上至今缺乏独立的研究和分析能力，国际交易只能跟风定价或者外包给外国基金的现状必须改变。

　　西方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但没有走出金融危机，而且引发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信用危机。这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当年都没有想到的。伯南克在他的“全球失衡”理论中承认失衡的根源在欧美的老龄化造成福利体系的危机，他回避的另一财政负担是美国维持全球军备霸权和欧盟东扩的沉重负担。须知，美国一国的军备开支占世界一半，大于其余十五军事大国的开支总和。美欧不作政治经济的结构调整，就不可能改善美国欧洲的国际竞争力，也就不可能改善就业状况。美国企图用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缩减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不可能解决美国的巨额财政负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制造的“全球失衡”理论，是转嫁危机的工具，而非应对危机的处方。中国在金砖五国间推行本币结算，走出了一步好棋。美国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财政危机。中国如果选择性地开放地方政府的对外投资基金，用投资美国的地方政府债券来交换美国州立大学与中国地方大学的合作，不但可以提升中国教育的创新能力，还能打破美国国会的冷战政治，改变美国国会的政治生态。从基本面上稳定中美经济关系，彻底解决美国武器售往台湾的问题。

　　三、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面临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

　　中国在改革发展期的宏观调控，始终坚持了结构调整为主，财政与货币政策为辅的方针，才有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然而，过去30年的结构调整，重在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弱在调整产业布局和生态环境的协调，使中国的环境危机和城乡矛盾日益加剧。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全球经济战略和国内改革战略提出严峻挑战。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经济布局的结构必须调整

　　最近蔬菜价格的大涨大跌，使有关部门认识到流通环节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对沿海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调控，仍然只注意传统的供求关系，试图用限制买房和增加廉租房的办法来降低房价，至今收效甚微。原因是有关部门对影响房价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应当看到，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比美欧国家还要严重。2010年上海每套成交住宅的均价达到400万元以上，比香港还高约30%。如以美国家庭平均买房为5年的收入计算，上海只有年收入80万以上的家庭才能在上海市内长期生活。即使按10年的收入计算，也只能容纳年收入40万以上的家庭。如此高的生活成本，上海的研发与制造业还有多少生存空间？北京的大学和研究院要招聘急需的科研和教学人才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中国沿海大城市的高房价问题，根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结构和经济布局。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大学和省(州)会大都设在中小城市，大城市主要是商业而非行政中心。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工商业中心，都集中在首都和省会等大城市，干休所也违反告老还乡的优良传统，形成畸形的城市结构。中国的城市化不是把农村建设为多功能的中小城镇，而是向沿海的超大城市倾斜。这种片面的城市化与新农村政策互相矛盾：一方面老龄化的大城市大量退休人口占据市内住房，想移居生态良好的周边农村养老而不能购买小产权房；另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往大城市寻找短期收入，面临高房价无法稳定就业。这就造成两头空巢，城市和农村都有大量空房存在。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布局和互相矛盾的城乡发展政策，导致城市房价高涨，推高劳工成本，城内老人雇不起保姆护工，而农村机械化后节省的劳力没有出路，生活质量改善后的新农村无法在市场机制下转化为发展的资本。

　　候鸟式的农民工到最近沿海城市的民工荒，说明目前的片面城市化模式不可能创造城乡持续的就业机会。笔者多年前就建议，要保持中国产业和教育的竞争力，必须城乡对流，分区发展。把行政机关、教育、医疗和退休人口从沿海大城市移往中部生态良好的丘陵地区，把沿海平原留给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北部生态恶劣的地区留作生态保护和旅游区。中部农村剩余劳力可以就近服务沿海退休的干部和职工。否则，产业内移会上游污染下游，加重环保的成本，产业外移会恶化中国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要维持低成本的国际竞争力，靠的不是农民工的低工资，而是合理经济布局节省的社会成本。

　　(二)必须掌握国际金融结构改革的主动权

　　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胀威胁，主要是输入型通胀。我国是资源进口大国，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涨价，是国内成本拉动型通胀的主要来源。国际金融波动的根源是美国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到目前为止，制衡美国金融霸权的国际力量主要是德法主导的欧元和英国主导的欧洲美元市场。亚洲虽然在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上的实力超过美欧，但是以日本、中国为主的亚洲金融只是消极防御，没有远大的金融战略，才会让制造业已经衰退的美国英国继续主导全球金融市场。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早在2008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4万亿美元时，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已经惊呼中国具有和苏联当年类似的恐怖平衡的实力。但是，中国和日本至今没能团结东亚，成为欧盟之外的第三势力。要走出后危机时代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可以抓住最近的两个重大机遇。

　　美元信用的动摇和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中国在上海建立东亚美元国债市场的历史时机。须知，国家是不会破产的。即使希腊或非洲国家有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也可以事先用债转股的条款规避风险，合作双赢。东亚美元国债市场不仅可以化解过量外汇储备的负担，还可以和欧洲美元民间市场互补，制衡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改变美国独大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已成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能力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假如中国能够善用金融和媒体的工具，完全可以摆脱目前没有定价权的被动状况。须知，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兴风作浪的美国金融资本的量级也就几千亿美元。索罗斯打败英国央行的货币战争的规模也不过几百亿美元。中国目前在金融市场上缺的不是资本，而是战略和人才。假如中国的金融领军企业的指导思想只是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短期目标，必然走不出美国模式的局限。日本制造业的目标是夺取美欧的市场份额，德国制造业的目标是保持技术领先的国际地位，欧元区发展的目标是用非军事手段统一欧洲，抗衡美俄。中国的金融全球战略只有吸取日本的教训和欧盟的经验，才有引领东亚，创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新秩序。这就要求中国的决策者要舍得付学费，培养可以打金融硬仗的帅才和将才。

　　四、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掌握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话语权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大大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远远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预料。但是，国内的经济学理论却至今没有走出启蒙和模仿的阴影。西方实践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还在国内的教育和媒体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上缺乏话语权的重要原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就没有独立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国内的理论界，能洞察西方的病根和中国发展的潜力，掌握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制高点。我们对西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主导的宏观经济学的批判，是发展新兴的演化创新经济学的起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