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 

　　财政部4月15日公布的最新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6125.7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98.67亿元，增长33.1%。分月份看，继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8%、2月份同比增长41.5%之后，3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6.7%，达到7631.35亿元。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测算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63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7%，环比增长2.1%。一眼望去，财政收入增速仍大大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应该说，对其中的问题，从上至下、政学两界声情并茂的讨论已俯拾皆是。最典型的议论是个比喻，说GDP好像就是一盘菜，按照收入法衡量，政府多拿点，民众就要相应少拿点，羊毛毕竟还是出在羊身上。如今，财政收入仍继续大涨，增速丝毫不减，现状已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这一问题。毕竟，这一现象存在既久，且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仍准时出现，就更值得深思。

　　一是中央和地方收入增速持续快过居民收入，税赋成为政府增收所仰仗的主要手段，这无疑加大了财税改革难度。其中，按照季度口径看，在今年一季度，中央本级收入3532.68亿元，同比增长21.8%；地方本级收入4098.67亿元，同比增长31.3%。两个增速都远快于GDP增长，也和多数地方的民众收入增幅表现出严重的不匹配。

　　究其原因，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增长。其中，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又做出了主要的贡献。由此可见，税赋仍是推升政府收入的首要动力。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分野接近十个百分点，略可旁证地方政府敛财手段之强悍。在此基础上，若非上下都转换思路、一心要给自己荷包缩水，否则财税改革将几乎无解。而维持沉重的税负，长远看势必会严重地妨害我国经济活力。更糟糕的是，由此还将引致越来越多、或明或暗的偷漏税行为，令公众误以为经商都难免要偷漏税，乃至将守法纳税的当作孱头或孬种。良善因苛税而稀缺，可能令社会经济领域发生道德崩盘，要给企业家们输上几滴“道德的血液”更加难乎其难。

　　二是政府增收之下却未必伴随增支，可能导致行政成本虚耗公众财富，并将增加社会管理难度。从数据看，3月份的全国财政支出是7570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646.05亿元，增长27.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282.36亿元，同比增长17.7%；地方财政支出6287.64亿元，同比增长30.1%。增收幅度都大于增支幅度，无论原因为何，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似乎政府很在意兜里的钱保持净增态势。

　　特别是，由于各级政府还没有公布足够精细的财政支出的习惯，那么，几宗负面报道就可能使民众的信任感崩盘。而且，多出来的收入不仅去向不够明晰，而且可能转化为更高昂的行政成本，使得体制内部丧失“奖勤罚懒”的基本治理机制。转个思路来看，一方面是社群所得的转移支付增加得不够，存在明显的欠账或亏空；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理效率缺乏有效的提升激励，两相对应将令社会和谐难度进一步上升，社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是在财税改革难有松动，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已有口头共识的社会经济转型可能性将变得更渺茫。必须看到，我国经济领域的转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有关产业要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成本不能由企业家完全包揽，政府也应出台引导性的政策以形成激励相容的大环境。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勉励、报告督促，却对税负不减分毫，仍要企业早日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则无异于开具“空头支票”，无法彰显政府诚信。没有经济转型，也就谈不上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社会转型的核心城市化而论，要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循环，在产业层次变迁中实现微观个体的社会阶层跃迁，最终优化社会成员结构，根本离不开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升。无法做大蛋糕，当然无法满足更多的人分蛋糕，更不能保证在一次次重新切分后，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更多的蛋糕……可见，在此情境下，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要实现实质性启动有多么困难。

　　一言以蔽之，我们当然都相信政府为提供公共品有必要保有一定的财政资源，并且，为了提供更多公共品，也需要财政资源总量同步提升。但根本问题在于，在支出有欠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让公众相信，增幅如此之大的财政收入确乎都被有效地运用到了增加社群福祉的目的上，并且实质性地推动了社会管理水平提升和经济转型进程。只要这一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解释，那么势必是财政收入越增加，相关的怀疑声浪就越高涨，乃至出现一些并不一定符合现实的非议。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