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靖云 实习生 谢原婷

　　中国模式应走向大众市场经济

　　时代周报：近几年来，对中国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的探讨很多，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模式的论述。你作为社会学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论述，你怎么看中国模式？

　　丁学良：我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讨论中国模式、不能局限在经济发展的政策层面，发展战略选择方面。要从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如何连接这个层面上来思考，全面考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界与工商界的互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中国模式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行政政治权威高度主导，是其显著的特点。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给一个定义的话，可以概括为小众市场经济。虽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人口中小部分享有新创造财富的一大部分，私人财富越来越集中，这其实就是小众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实际上不少资深的社会经济学者认为实际的基尼系数更高，有可能已经达到了0.5。应该说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节点，亟须更新换代，要走向大众市场经济，要让市场经济的致富效应覆盖更广大的民众，让更多的普通人享有发财的，递增民间的消费能力。

　　时代周报：那么我们要如何走向大众市场经济，其中的阻碍又有哪些呢？

　　丁学良：应进一步在人力资本领域和创造就业机会领域加大举措，发掘原先被压抑的潜能。让更多的普通大众进入拓展运用资本和创造更多的资本的公平合理门路，这两大块是必不可少的跳板。但要想成功地将现有的发展模式更新换代，我们就必然要面对很多的深层次阻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不应简单地看这个问题，而应该更中立地考察。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行业和部门利益等，都属于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新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的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也会逐步地学会如何影响该国的公共政策。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很普遍。中国最近30年来是政治上最稳定的阶段，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政治机制已经制度化，重大政治活动都已经定期化。每到这些时候，民众都有很大期待，媒体也讨论会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出台。但很多时候这种期待都不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就显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因为具体政策涉及各方面的特殊利益，因为有利益集团的阻力，政策出台较难，也无法满足全民的期待。其实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并不是大问题。但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会给具体的公共政策造成负面效果，而成本是要全社会特别是弱势群体担负，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制约利益集团。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约束不力，目前也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但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全球化，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一般而言国际的竞争一般会压缩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干涉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空间。所以我以为当前中国制约利益集团的路径，除了推动国内各项改革之外，切实地推动中国进入更多方面的国际竞争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创新能力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时代周报：最近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谈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个和你谈到的走向大众市场经济有较为一致的地方。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些经济学家都提到了维持高的社会流动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你作为社会学家怎么看？

　　丁学良：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维持高社会流动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要素。首先就是如何在法律上、制度上的鼓励或保障创新。因为从低级收入段起步的话，经验上能通行的做法就是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不怕死。一旦走过这个阶段之后，一般都不会继续这条路径了。下一步财富增长最重要的途径应该是高附加值的劳动，而高附加值的劳动都是跟创新相关的。当然我们一提到创新，人们马上就想到高科技，高科技当然是创新，但还有其他形式的创新。对今天中国而言，要重视 social networking，也就是社会网络的创新，这已成为财富增长一个重要的支撑。其本身的技术也许并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是社会的法律和制度要提供保护和支持。

　　FaceBook就是一个典型social networking。networking 是一种新的形式创新，会更为普及和广泛，调查显示，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很多简单的东西通过networking附加了经济效应或社会效应。高附加值劳动还包括creative idea，也就是创意产业，如电影、音乐、动漫、设计产业。还有金融、法律、医疗、教育这些广义服务性的产业也是高附加值劳动集中的行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就要给这类高附加值的劳动提供良好的软件和硬件的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制造硬件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培育和发展软件性方面是滞后的，这是需要注意的。

　　在这个框架之下，如何维持社会流动就比较容易了。social networking本身就是要帮助人到处流动，流动的人才能把social networking做得很好。过去30年来进城的农民工，是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属于劳动力的再配置。目前这种资源再配置的边际效益已经开始递减了，所以必须要重视创新，保护和培养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创新有着一种蔓延性效果，这种蔓延性效果的意义在于你无法预估其应用范围和收益，而每天都可能给你惊喜。

　　时代周报：你所提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在谈如何加强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都是当前中国政府非常关心的。当前中国政府专门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施政内容，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丁学良：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建立良性的社会管理系统。而良性的社会管理系统主要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良法。依法管理，所用的法必须是良法。法的良性，就是能够体现公平，对社会相对来说最弱的个人或群体，能够给他们的正当利益提供保护和支持，对所有滥用权力的个人或团体能够进行有效的制衡或制裁。第二大支柱就是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软要素，道德、文化、伦理等要能发挥作用。正面价值观念应该广泛地传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成为人们内在化、自觉的行为。第三个支柱就是这个社会要有越来越多的在宪法和法律保障下的公民的自主行为。社会管理，从定义上来讲就不纯粹是政府自上而下，还包括自下而上、社会的自我管理，共三个层面。很大程度是依靠公民们的自我组织来实现好社会的良性运转，同时宪法和法律必须要给予稳定的保障。2003年香港发生SARS,是香港开埠160多年第二次大的疫病灾害。 当时香港有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也有自下而上的社会自发行为，普通民众对政府的应急措施及时进行监督和推进，香港很快就度过危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的社会管理的运作案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主的团体和机构来运转组织，很难形成良性的社会管理系统。

　　改革方向不应动摇

　　时代周报：谈到创新就必须要谈到如何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也就是教育问题，你长期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而且亲自参与了南科大的创建，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具体的感触吗？

　　丁学良：这个问题首先还是个如何开展教育改革的问题。我以为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而言，不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是初等教育改革，只要是教育改革就应当吸收当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就是不能坐着等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一开始最重要的起步阶段是自下而上的，是来自于社会普通人的创新。那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必须是这样，目前南科大的改革在起步阶段就是自下而上的，它是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尤其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大都市，这是依据它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只要允许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断出现，就会出现越来越多可供参照的经验。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可以通过被动改革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情况太复杂了，只有允许基层有创新的做法，才能产生正面、良性的影响。一个好的模式、理念能不能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下来，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检验出来，从而产生新的、更好的做法。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绩是中国走入了世界发展的主流之中，但一些学者质疑中国之前的发展方向，提出应该另寻他途，对此你怎么看？

　　丁学良：中国之所以能进入世界发展主流，一方面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教训，也是因为有邓小平这样远见的领导人才能顶住各种反对意见，走出一条路来。比较奇怪的是对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发展趋势不满的人，很多都是在这一进程中获利的人，这既荒唐也具讽刺意味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脱离过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其结果如何我们都很清楚。所以对发出这种议论的人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们到那些自我封闭，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国家去生活几年。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但是远远没有到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地步。除了经济发展方面不能脱离主流以外，中国还应更多方面来参与世界发展的主流，在防止全球变暖、环境保护等方面为世界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