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即将在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或将牵动发达国家的神经。主办方将本次金砖峰会与博鳌年会结合，既是议题设计方面的突破，某种程度上也是提升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影响力的匠心之举。

　　金砖国家握有后发优势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频频亮相的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与日本，越来越难以回避拥有全球人口42%、全球国土面积近30%以及全球经济总量18%的五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日渐超出西方预期的中国，如今的每一步重要行动都会引来西方国家及其舆论的高度关注。

　　发端于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部分削弱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同时，也为新兴经济大国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这几年，美欧和日本对正在发生的国际经济力量变迁趋势格外关注。

　　如果说20年前，西方还可以对经济规模不到美欧七分之一的金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不太重视，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的名义GDP已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当巴西和俄罗斯已经跻身世界经济规模前十强，当印度的实际经济力量几乎相当于欧元区的五分之二，当上述国家至少还有长达20年高速增长预期时，还有哪个美欧财经领袖敢忽视这个趋势？

　　在极为看重趋势变迁的西方战略家看来，一旦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超级新兴经济体完成工业革命，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国际金融体系。说不定，至今仍在起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会在某一天被源自东方的某个共识所取代。

　　既有霸权惯性不可小视

　　不过，在国际政经舞台日渐扮演光鲜角色的金砖国家，要最终成为与老牌工业化国家分庭抗礼的一级力量，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美国承认在金融创新与监管方面的犯错以及欧洲应对债务危机时的捉襟见肘，并不表明他们会平和接受经济力量东移的趋势。西方尤其是美国依然拥有太多可以打压金砖国家的力量工具。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限制在美欧所框定的范围之内是他们一贯以来的目标。客观地说，尽管金砖国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之一，并可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秩序与治理机制改革，但整体而言，短期内尚不具备挑战既有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实力。

　　以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将制造业和贸易规模提升到数一数二的水平，但中国一直难以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分工。而美国仅仅凭借国际货币本位币地位就牵住了世界经济和人民币的鼻子。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用血汗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在使用空间与范围上受到很大约束，更面临着随时可能缩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近年来一直在积极争取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改革主张，甚至在货币领域亮出了中国的机制设计底牌，但要破除美国60余年来精心打造的机制化霸权，可谓说易行难。

　　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竞争性货币贬值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其背后的主要推手均是美国。客观地说，美国自1944年以来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稳定中的作用举世无可匹敌，不乏创造力的美国也曾为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加注了不少创新元素，但正如当年的英国一样，要让国际经济和金融主导国主动褪去自私色彩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近年来其实一直在设法维持和延长“美元红利”期。美国可以部分满足中国扩大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话语权的愿望，但这种投票权的部分东移其实是美国顺应发展中国家要求力压欧洲主要经济大国削减投票权的结果。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真实治理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快提升机制设计能力

　　笔者认为，代表全球经济增长新兴力量的金砖国家，能否在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与治理机制改革中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这些国家与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实力此长彼消程度，也取决于新兴经济力量能否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金砖国家能否就国际经济与金融改革拿出可接受的机制设计建议。

　　一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提出议题进而主导议题的能力。66年来，国际三大经济组织的重要议题设计与制度范式主要被美国和欧洲控制。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由于缺乏相应的经验与准备，特别是缺乏既懂得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强的国际沟通能力且善于表达本国主张的高端人才，使得上述国家一直难以真正介入到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核心决策层中。如今，中国已经向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送了林毅夫(专栏)和朱民(专栏)等战略性人才，印度和巴西等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方面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整体而言，尚不全面。

　　金砖国家在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亟需加强能参与国际经济议题设计的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积极争取有更多的本国人才进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工作，并在充分了解西方工业化国家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