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包括资本项目开放程度

　　【财新网】 (记者 王晶) 尽管中国官学界者提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但对改革这一体系实际既未提出明确的框架，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学者认为，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4月10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会上，论坛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主持讨论时称，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角色也从以前国际规则的追随者，逐渐转变为参与制定者。

　　论坛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提出，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应该发挥很重要作用，但是(中国自己)没有明确框架，这给国际社会带来不确定性。

　　他认为，中国应该对自己的责任和地位有明确的认识。比如SDR(特别提款权)的改革。如果把人民币放入SDR篮子，就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灵活。

　　黄益平同时也是财新《新世纪》周刊首席经济学家。他表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对SDR下一步改革是不利的。“把人民币放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不是放进去就行。”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徐忠认为，货币体系改革没有时间表，是因为国内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国内的金融改革决定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外承诺开放的能力。中国不敢承诺是因为国内改革相对滞后。此外，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否则可能出现很多扭曲、泡沫，可能危机。“一定程度上来说，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决定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你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

　　与会者称，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许中国到了需要一个整体的改革的时候。

　　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称，现在中国经济有很多例子证明整个金融体系改革慢于实体经济，包括市场化程度、走出去战略、配置资源作用。其实，在金融领域管制相当多。

　　他的建议是，以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是原来的引进资金、人才、技术，现在要引进国际标准准则。

　　有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较为悲观。大和资本市场香港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专栏)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可能是徒劳无功的，最后可能也形成不了什么。“虽然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超级SDR之类，我不太相信最后全球各国能够在一起形成一个所谓的什么体系，最终还是一个市场的选择。”

　　他提出，只要经济稳定，贸易量比较大，货币自由兑换，一个国家的货币就可以成为国际货币。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提出他的困惑：中国到底是遵守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获益者还是受害者？他认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很大的受益者，而我们却要反对我们目前受益的这种国际体系。”

　　管涛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主导地位尚无法被取代，储备货币多元化可能是现实选择。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专栏)提出，今后几年，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可作为中国放开资本管制、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突破口。

　　他认为，人民币在香港存量已经很多，但是缺乏人民币资产，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存在瓶颈。他建议通过内地机构在香港发人民币债券、人民币FDI、第三方使用、贸易信贷、香港本地交易使用等方式，增加香港人民币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