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平 高战胜

　　“民工荒”自2003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但2011年春节后的“民工荒”表现更为突出，尤其是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情形。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普遍短缺？分析造成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由此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及经济增长等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8年进一步降到5.08‰。尽管我国人口总数仍持续上升，但0〜14岁年龄人口已降至19.0%，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升至72.7%，65以上年龄人口升至8.3%，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就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阶段。

　　但人口结构变化给我国带来的优势就是因为0〜14岁年龄人口下降，使得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时期。劳动力资源充足就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相对便宜的劳动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享受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形成了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还将进一步上升，只是上升速度会有所下降，并伴随着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不仅影响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也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的质量。0〜14岁总人口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义务教育的压力减弱。在普及义务教育之后，逐步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后期的教育，尤其是高中和职业教育，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在劳动力素质提高中的贡献已经在逐步发生转变。1995〜2003年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由9年提高到10年，其中义务教育对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的贡献由73.6%下降到64.9%，非义务教育的贡献由26.4%提高到35.1%。

　　二、民工荒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虽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新农村建设及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中西部的产业承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逐步提高，中西部制造业的劳动力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因此未来的发展，虽然农业劳动力仍然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东部地区却要和中西部地区竞争劳动力资源。在相同条件下，与跨地区转移相比，劳动力就地转移对劳动者而言更具有吸引力。

　　自2004年用工荒以来，用工短缺的对象主要是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招收年龄在18〜25岁的年轻女工以及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存在严重困难。2010年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表明，16〜34岁年龄组用人需求量大。但是目前16〜30岁的农民工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也表明，2009年，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而从表1可以看出，上一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分别为31.5%和27.8%，而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上升到44.4%，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仅为9.8%。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统计，从行业需求看，81.1%的单位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以上六个行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为32.1%、16.5%、12.9%、9%、6.1%和4.5%。从各年度情况看，2001〜2010年间，制造业需求旺盛，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制造业用人需求所占比重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的需求比重波动中趋于下降，平均下降幅度在3%以内；建筑业的需求比重基本稳定。民工荒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就业的结果。

　　研究表明，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变化有着直接联系。从时间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而民工荒现象从2003年才开始出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受2008年金融海啸影响而大幅减少时，2008年11月就出现了大批民工的返乡潮，2009年初就没有出现民工荒。2010年后，国际经济形势复苏向好，沿海对外贸易开始恢复，因而又开始出现民工荒。而2011年民工荒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中西部地区因新农村建设、承接中东部转移产业及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等原因所产生的劳动力需求加大，在新生代农民工总体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和中东部地区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了竞争关系。这一现象在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三、劳动力成本上升进程及其影响     

　　1995〜2008年，城镇职工平均劳动报酬从5348元提高到28898元，年均增长10%以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农业领域中极低的劳动收益水平，沿海地区可以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大量雇佣农村劳动力，且较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农民工工资与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据湖南、河南、四川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劳动时间的50%，但工资水平不到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四分之一。沿海有的地区过去十年年均工资增长不到10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是负增长。而且工资往往还被拖欠。2004年以后，伴随着用工荒的出现，农民工的工资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幅度上涨，2005年一年农民工工资涨幅竟超过以往十年。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速更快，这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基数太低且长期保持增幅太小，其绝对数额与城镇职工的平均职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0年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1417元，而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422元、1350元和1378元，2008年相对应的各项数据为1340元、1352元、1275元、1273元。由此可见，目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虽有差距，但已相差很小，全国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有趋同的倾向。就年平均工资而言，2009年全国农民工工资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51.96%，东部地区仅相当于44.90%，中部和西部58.96%、56.79%(参见表2)。由此可见，其工资增长的绝对水平仍然比较低。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世界制造业劳动成本国际比较，2007年我国平均工资为24932元，按标准工时折合成每小时工资为11.80元人民币；2009年全国平均工资为29229元，折合成每小时工资为13.8395元，按照升值后的美元汇率计算，均不足2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印度的20%。因此，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目前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仍然是有限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相当差距。即使工资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中国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也是有竞争力的。但菲律宾、越南等国劳动力成本和我国处于比较接近的水平，会对我国相关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一定影响。以服装业为例，2009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总值下降13.5%，但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为34%。同年越南纺织品出口总值仅下降1%，但占世界纺织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上升到2.7%。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低带来的反倾销危险，这种所谓的竞争优势未必能实际获得。入世以来，我国企业遭遇国外反倾销数量日益增加，已成为世界上被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2009年第四季度在各关税区依法提出的对新产品层次的进口限制调查中，中国就占了73.9%(23件中有17件)。近年来反倾销税的征收税率也有日益提高的趋势，由原来的10%、20%左右提高到50%乃至100%以上。

　　2007年我国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前两部立法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后一部2008年5月1日起实施。三部劳动立法的颁布实施，尽管对劳动者的保护水平只提高了很少的程度，但却在实践中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有不少学者、企业家主张要废除《劳动合同法》，认为该法引起了中国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损害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劳动合同法》主要是确立了一些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程序性规范，与1994年《劳动法》相比，除解雇成本、未签约成本等有所加大外，并没有显著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主要是过去劳动法执法不严问题，此时严格力度加大，用人单位就受不了。因此，严格执行相关劳动立法，保证相关企业都处在相同的竞争规则中，防止那些不遵守劳动立法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就不再是一个执法问题，而是一个竞争环境问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既与最低工资依法提高有关，更是与物价上涨、消费水平提高和通胀膨胀有关，同时也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有关。因此，主要是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根据国际贸易统计2010年的最新统计，在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中，中国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位，达1202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6%；而进口总额也居第二位，达10060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7.9%。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消费支出及净出口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7.6%、46.6%和15.8%，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太低，而投资和净出口所占比重太高。从世界范围来看，出口对经济贡献率较大的国家，一般都是比较小的经济体。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在短时期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讲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长远和可持续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必须转向更多的依靠消费支出而不是依靠净出口方面来。

　　既然最低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幅度远远小于高工资者的增长幅度，因此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竞争力问题，只有在对外贸易领域才是有意义的。而对经济发展来讲，所谓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其实质是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定位问题，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问题。关于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学界至今仍存在重大争议。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以来呈下降趋势。这不利于提高我国的产业结构水平，不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比收入的身份差距更大的，是收入的行业差距。如果在非国有垄断行业中劳动报酬过低，是利润侵占劳动报酬问题，则在国有垄断行业就是劳动报酬侵占利润问题。而正是后者的过高报酬才拉高了全国平均工资水平。

　　增加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有助于增强我国总体的消费水平，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低收入陷阱，走向良性循环。况且，在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逐步减弱的时候，我国的对外贸易应该改变方向，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向其他比较优势上来。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要求我国必须尽快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中国要赶在人口红利丧失之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完成产业结构的提升，为解决人口老龄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劳动力数量优势不再具备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受04BFX035促进就业法律制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作者分别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法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