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报道

　　相信“自由市场”终将坠落的当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相信被人们崇拜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GDP也终将“坠落”。

　　3月22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民生指数与社会发展测量方法座谈会”上，斯蒂格利茨再次发问：“为什么要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创造出的GDP来继续衡量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或福利？”

　　然而对于这个“过时”的指标，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试图改变“GDP挂帅”的努力，其实一直未停。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计局、原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就开始研究制定关于“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经过不断修正，从2000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数”。与此同时，有关幸福指数的研究也层出不穷，比如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立项吴晓灵(专栏)副主任委员牵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民生指数”的研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专栏)表示，GDP作为衡量指标，好处是国际间比较起来简单，衡量进步显而易见，缺点是很多东西没有放进去，比如折旧、经济发展的质量、收入分配的因素等，还有不科学、不准确的地方。

　　在国际上，与“民生发展”对应的英文是“livelihood development”。从学术研究层面，国外的相关研究涉及的概念较多，例如“福祉”(Well-Being)、“主观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客观幸福”(Objective Well-Being)、“快乐”(Happiness)等。

　　在“幸福问题”研究中，比较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去年11月宣布将建立衡量国民福祉的指标体系，和2008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组建的一项名为“幸福与测度经济进步”(Happiness and Measuring Economic Progress)的研究。

　　曾参与萨科齐指标研究的斯蒂格利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初创造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GDP逐渐成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这是不正确的。”斯蒂格利茨指出，萨科齐关心的是这些“实际的数字GDP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好的生活”由此可能导致人们不信任政府。斯蒂格利茨说，以美国为例，至2009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逐年提高，但大多数家庭实际上的收入状况却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是应该最大化地提升GDP还是应该关注如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目标间是否存在冲突？“其实这些目标间的冲突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斯蒂格利茨说，“如果我们能找到适宜的衡量方法，很多冲突都会消失不见。”

　　到底什么才是“适宜”的衡量方法？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还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又或是民生指数？绿色指数？

　　制定“适宜”衡量方法的瓶颈何在？在指标制定后，投入地方政府应用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怎样的问题？

　　嘉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

　　公益研究院院长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安岭

　　江苏省无锡市市委秘书长

　　赵建华

　　广东省发改委副巡视员

　　聂宏伟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副局长

　　我们需要几个替代指标？

　　斯蒂格利茨：我到目前为止遇到的最难的问题之一，是你不能把所有的指标融合到一个指标当中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们需要一组指标，而不是一个指标。你不能去给不同的指标同一个权重，比如我们把苹果、梨放在一起，怎么样给它一个权重呢？这就好像我们做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的时候就不能给它权重，因为这些地方是没有市场估值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可以把指标们分开，而不是放在一起。就好比说你这个汽油箱里面还有多少汽油和你能开多远？其实是不同的事情。如果你硬要把数字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一些信息，要把经济看作一个整体的数据，通过一个指标体系把大量的数据放在一起，最终精炼成那么两三个数字，但是如果你把它精炼过度的话，就会失去很多的信息。

　　胡鞍钢：此次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就有四类。第一，经济发展指数。这个部分现在占我们全部量化指标的12.5%，但是在1981年“六五”计划的时候曾经高达60%以上，说明实际上国家已经在淡化这个指标了。第二，科技教育指标。大体是四个，占了1/8。第三，绿色指标。八个指标，占了1/3。第四，人民生活和公共服务，一共是9个，其实它这个占的比例是最高的。除了上述这24个我们说的核心指标以外，在规划的全文中还有20多个量化指标，而且绝大部分是和我们民生相关的，或者说和公共服务相关的，这说明国家的总体目标已经发生重要的变化。

　　另外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加了第61章《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的第三节叫“实施综合评价考核”。基本思路叫“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虽然与去年12月份的规划稿说“不再对地方统计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是“不彻底的革命”，但是它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了将GDP指挥棒变成公共服务指挥棒的道路。

　　指标测量的误区

　　王振耀：我们研究指标时，测量方法不能出问题。不能出那种有些甚至是中学生能通过常理解读的数据，我们通过测量还解读不了。比如某部门有一个数据说，“全国400万个白血病患者当中，儿童占半数，有200万个。”但一名中学生提出这个数据不对，她说，200万个儿童有白血病，全国共有2亿多个儿童，差不多就是1/100，但她自己学校就没有这么多白血病患者。后来经再次核实，全国只有7万个左右的儿童患者。

　　另外，除了测量方法，测量内容也需要调整。如果用民生指数衡量人民生活水平，那么起码应该有几块实打实让老百姓触摸到的问题，比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员的福利、医疗等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如果在民生指数里面能解读出来，民生指数就会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动力。

　　李实：除了测量方法，在做社会调查时，调查技术也非常重要。比如2002年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我们专门调查了2万户家庭的幸福感，形成一个指数并做了很多分析。基本上是如果农村人和城市人相比，农村人的幸福指数比城市人的幸福指数高，把收入控制以后，在城市当中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比一般城市当地人的幸福指数低，而且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是最低的。

　　这样一些发现，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类似这样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在实际做住户调查时，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农村人的幸福指数比城市人要高。因为大部分城市住家都是一家一户，邻居之间来往很少，被调查者在没有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答卷，容易接近真实。但到农村去调查时，只要到一户去调查，很多街坊邻居都会跑出来看，被调查者往往要夸大自己的幸福感，这就带来统计的偏差。这说明调查技术也是影响数据准确的一个问题。

　　地方政府的困惑

　　王安岭：在工作中我遇到的几个问题：建立民生指数是考核政府，还是考核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水平。这样的指数是对工作目标和工作过程的考核，还是对发展结果的考核。评价的过程是第三方评价，还是政府拿指标的体系来自我评价。当中的参照标杆的设置，是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老百姓的客观要求。

　　无锡是一个小地方，在确立了“幸福无锡，富裕无锡”的主题后，我们以民生为重点对公众的目标进行了一些分解，在指导思想上，我们体现了主要是考核地方政府。以这个作为杠杆来推动政府工作趋向的转变。但是对于测评主体的设定，谁来考试，考什么，怎么考，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要确定相对有权威的影响力的机构来进行测评，统一机构。另外如果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混在一张表格当中，是否会造成测量的不便。

　　赵建华：广东的民生指标体系一是用来反映民意，二是考核和引导政府工作。以民意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调整，随着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改变，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从指标中拿下来，增加一些新的问题上去。目前基本上分几个部分，一个是居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一个是政府公共服务，一个是安全食品安全，包括治安、公民权益方面的，我觉得以后还要包括一些精神方面，比如有关人的尊严和自我实现等问题。我觉得居民生活的部分，应该比公共服务更重，老百姓认为哪些重要，哪些的权重就重要，专家说了也不一定算，代表老百姓的意见最重要。至于用什么方法最好，这个是专家可以去研究的。

　　聂宏伟：大家都是很慎重地讨论民生指数研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以及指标的遴选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生外延界定的过程。且这些指标本来就是在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内，一个不断地丰富修整的过程。指数可以分解为指标，指标直接指向问题，从而找到政府下一步应该改善和解决的问题。

　　我有一点迷惑的地方是，下一步指标真正全面性树立起来之后，是因为指标本身的权威性，得到了政府或者官方的认可，还是由于官方使用了，使这个指标变得权威了？是考虑现状，还是去描绘未来？是引导政府还是评价政府？

　　谁来取代GDP

　　国民幸福指数

　　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不丹是最早应用“国民幸福指数”衡量发展的国家。40年前不丹就宣布政府的目标不是把GDP最大化，而是把GNH(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 要以GNH指标的增长为起点的。该指标通过主观调查数据，根据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大领域，涉及72项指标。不丹甚至还将“政府在制定政策不是以经济利益为考虑基准，而是以所能带来的幸福快乐为出发点”纳入宪法。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国发展指数

　　我们目前研制的是中国发展指数，它沿袭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所有的指标、分指数是等权的，比如健康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等。我们不要有所偏废，我们认为每一个分指标对分指数的贡献是相等的，不能厚此薄彼。这套体系有一些亮点，比如对省会城市自然资源价值的测量，如拉萨和海口，它们的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及二级以上天数是最高的，这也作为一种财富，应该有所体现。不以GDP论英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指数体系，能够反映内在的东西，比如自然资源的财富测量，社会的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 彭非

　　民生指数

　　民生指数侧重的是引导政府的行为，现在的版本里，指标体系已经大大缩减为每个指标利用两个关键的指数来衡量单一的指标发展。我们的居民消费，占整个GDP的最终消费只有三分之一，这是全世界最低的，这说明我们GDP的增长，并没有转化成老百姓的福利，这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也体现在我们的民生指数里。另外，我们这个民生指数和其他指数编制不同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调研的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差不多有5万多份样本。我们这个指标并不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观测，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指标让每个省份知道自己和相对平均水平差在哪里，更像一揽子指标，最后会替换，比如说我们的新农合覆盖率，最后达到100%了，以后的指标就不用了，而换一个比如保障能力的指标。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史为民

　　GNP(国民生产总值)

　　经济转型之际，如何更加客观有效地评价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我建议通过中央对地方政府以考核GNP(国民生产总值)取代考核GDP，把经济从增量发展型逐步过渡到优质发展型。GNP=GDP+来自国外和其他地区的要素收入净额。而GDP仅仅代表“国内(或本地区的)生产总值”，不一定都属于当地政府和百姓。现在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已多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以GNP为考核指标，就是要侧重于提高本地区的实际国民收益。我们可以在局部地区试点，引入该指标进行考核计算，这样才能够体现地方经济对于中央的总体贡献度，也会从另一方面减缓单纯依靠土地资源和能源消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志列

　　绿色发展指数

　　去年由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发布了《2010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旨在通过对55种指标的分析来全面测量中国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分成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部分并排序。报告现阶段并不会成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但却是中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绿色发展监测指标体系和指数测算体系的探索，报告的意义并不在于排名，而是通过此报告形成中国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认知和保护。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李晓西

　　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服务指数

　　我们从2006年开始做，已经持续做了五年。这个指数的评价客体是公共服务的项目，评价主体是普通公众。要测量公共服务的水平，不能光听服务的提供者是怎么说的，还需要听服务的受众是怎么说的。我们的评价都是进行一些主观性的评价，不包含客观的指标。中国已经进入人均GDP达到3000元以上的公共服务高需求期，在民生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握趋向，找到最佳的着力点？这是我们今后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零点指数数据网研究总监 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