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新财富》杂志社与新华社南方智库中心、澳门国际经济交流协会、澳门经济建设协进会共同主办“首届新财富(澳门)论坛”于2011年3月27-29日在澳门举办。上图为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来武：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各路代表相聚澳门，我也很感谢应邀参加首届新财富(澳门)论坛，共同研讨金融危机后，也就是“全球变局中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问题。应该说我参加会议的时候还不知道，昨天到了这里一看还要作主旨发言。那么这样，我不能代表科技部，因为我的发言昨天晚上准备的提纲没有跟我的同事商量，但是我代表我自己。

　　由于时间关系，我先说我的观点和结论，应该说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动力，四个字——“改革开放”。那么，现在变局中的发展，中国“十二五”规划，以及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动力，仍然是“改革开放”，也就是说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走向创新驱动这样一个转变模式、转变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开放，我们能够发展科技金融，就刚才我们正庆主席说的，我们的GDP发展很迅速，可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没有相同的步调，原因是体制障碍、模式障碍，由此带来的政策环境的障碍，所以要通过改革开放。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整个发展方式要转变，通过改革开放，我们要通过依靠劳动力优势、依靠资源能源消耗，转变到依靠科技创新，依靠科技金融来推动中国的发展，所以，这是我的结论。

　　那么我谈谈这个结论，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改革开放是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现在的开放性改革面临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这跟当时30年前改革开放面临的格局比较简单，只要我们一开放，跨国公司就进来，我们跟跨国公司是完全合作型，是优势互补型，应该说依据的理论是比较优势。但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这个世界格局主要是什么原因？大家知道，金融危机为标志。金融危机它带来的世界变局究竟是什么变局？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个不平衡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经济变迁。

　　一个不平衡，简单的说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出现了两极，一极叫过度消费，一极叫过度生活。这样两极不平衡，给世界经济带来裂痕。第二个不平衡，是由美国带来的，就成也美国、败也美国，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信息技术变革，带来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个变迁，从工业化时代走入信息化时代。但是，它不受约束的美人主导世界金融体系，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度的虚拟化。因此，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在初期的结合是很好的，因此大家当时很激动，但是没有多久，人类信息技术发展这个硬件，或者说这个相对硬工夫它是有限的，它的发展节奏是缓慢的，但是过度虚拟化那却是智慧的表达，可以虚拟的表达，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无限的膨胀，出现了第二个不均衡。

　　那么，当时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初露端倪，美国曾经信息化受挫，但是人们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模型，想寻找另外一个技术渠道，美国人没有找着，那就应用了房地产作为对象，但是房地产没有具有特别的技术特征，结果过度的虚拟化和衍生品，最终是必然要出现断裂，这就是全国金融危机的开始。

　　所以，这两个不均衡带来了今天世界变局，全球进程中的变局。那么，这样的变局并不是说人类要终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要走向封闭不是这个性质，我个人认为它恰恰是说明全球化进程中要在发展中进一步思考这个不均衡的克服途径。这是第一个特征，就是改革的艰巨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特征，由于世界变局带来了复杂性，带来了它固有的攻坚色彩。

　　第二个特征，也就是说我们本身30年的发展，中国依靠的是劳动力红利，依靠资源能源消耗，中国依靠的是跟国际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的互补，这30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传统的模式发展已到尽头。这里我不详细论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红利出现民工荒，以及资源消耗带来的环境代价，以及最重要一点，在国际变局中，中国30年的积累，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能忍受我们赚几美元，别的跨国公司要赚几十美元、几百美元、几千美元，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中国产业要赚更高的附加值，要进行更高水平的竞争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和曾经的盟友，跨国公司之间，从比较优势的完整合作，要走向博弈竞争中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仍然需要合作，但是我们同样要竞争。这就是我们自主创新，这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这就是我们要在高附加值中间进行平等共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方向，必须要进行战略调整。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积累的体制障碍，在今天将会要碰硬骨头，要打攻坚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改革开放是真正的面临艰巨性的攻坚。

　　无论是企业体制，还是政府引导经济的行政方式，还是我们自主创新竞争进程中的科技进步，乃至于我们应用这种科技进步到生产，到提高我们竞争力中间的应用创新体系的创新较量，无一不面临着深刻的改革问题，无一不是在开放中面临着博弈竞争。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自身的模式使我们面临着要适应这种变局中，必须深化改革开放。

　　那么，由于这样两个特点，现在我们面临着变局中间的格局对应，那么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我们很清楚，在危机之后全球变局中，也就是说国际环境的约束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即使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甚至是美国，也纷纷出版新版创新战略的问题，重提实体创新，重提再工业化，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不均衡。从这个角度中，我们国家面临着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怎么从投资拉动过度生产走向一个适应于金融运作的经济增长方式。待会我会专题谈一下这个观点。

　　另外，各个国家都在增加研发投入，强化创新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在现在的外交特征显示出这个特征来，就是现在的外交是重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抢占科技的主导权。那么，抢占科技的主导权，表现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美国攻击我们自主创新胜过攻击我们的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说，自主创新这种竞争，摆在桌面上他承认你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在外交博弈中，他始终在这个方面找你的茬，这就反映这种博弈已经聚焦到非常本质的问题。

　　第三个特征，各个国家纷纷创造条件，竞争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无论是科技人才，还是创业人才，还是金融人才，现代最重要的东西是人力资本，那么这种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我们在下面再谈。

　　第四个特征，在没有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没有改变原有的世界金融格局下，两个没有改变。但是什么东西在改变？就是自由贸易规则的前提下，加进了非传统因素，这就是低碳、社会责任、安全标准化等等，这样一个竞争的新特点，显示出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自由贸易产生了新的壁垒，这叫技术壁垒、低碳壁垒，但这不是完全负面的。低碳经济，也能成为人类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增长点。也就是说，在新一轮的博弈之中，不要简单的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模式来应对，如果那样肯定是失败的。

　　所以，这样一个全球变局的环境，这样一个面临的中国30年改革中间经济发展模式的成与败，过去的成功和未来的挑战，我们怎么办？仍然是深化改革开放。但是这样的深化改革开放，我认为要真正做到深化，真正做到攻坚。

　　第一，要解决我们的理论创新；我们的理论，很多理论也许在过去是个进步，但现在看来这种理论至少是很落伍的。第一个理论是改革创新的理论，我用简单的话来说，便于大家记忆，叫“1+6”发展理论，就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它跟传统理论有很大区别，我们简单归结为“1+6”，“1”就是制度创新问题，就是我说的改革，开放式改革；第二个，“6个要素”，三个传统要素大家都很清楚：劳力、资本、土地，这就是我们过去增长的三大动力。新经济增长动力有三个要素，那就是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和生态财富。

　　那么这新“三个要素”，恰恰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方式的弱点，而现在是我们新经济增长的动力。过去的发展是以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未来的经济增长，生态是财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澳门不是吗？如果澳门不搞金融环保，如果澳门不搞生态发展，那澳门能得到正确发展途径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叫新的增长动力。当然最重要的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个人力资本在竞争中往往以高层次创新人才这样一个群体出现，往往以对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和高新技术产生的有效结合战略谋划、系统设计来出现。甚至于往往以一个个体的上市公司微观的商业模式创新来出现，那这些东西都是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的结合。

　　所以，这样一个新的动力理念，使我们必须关注“新三要素”，这就是：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和生态财富。

　　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进一步阐述了。我说这里的误区就在于什么呢？误区就在于我们天天说“科技创新”，但是呢，当我们在推动这个工作的人，其实我们对这个概念是不理解的，我们对这个依据的理论是传统落后的。那这怎么说？即使在我们科技部非常重要的决策体系之中，我们自身还会把科技创新当成一个科技的概念。其实稍有一点常识都知道，科技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

　　熊彼特定义的时候就是“五大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材料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那你说试问哪一条创新不是经济概念？但是在我们决策过程中把它理解为科技概念。所以，没有创新那一定是科技部出了问题，没有创新一定是科学家出了问题，其实不是。新的创新理论，首先对这个概念要纠正，第二是仅仅把它理解成经济概念，把创新理解成科学家搞技术，这个理念也是落后的。如果把创新理解成信心过程，那也是一个落后的创新理念。

　　那么，我们搞资本的，搞金融运作的人都明白，就是你看一个项目能不能上市，你愿不愿意投资，你绝对不看它一个因素，你要看它科技因素、资本因素、管理队伍、商业模式、市场潜力等等，你要看它多要素，是不是多要素介入，是不是多主体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良好的商业模式，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这就是创新。

　　所以，金融家应该说是跟创新最近的。因此，真正的创新理论，我们认为更接近创新现实的“双螺旋”理论，是循环的创新流，而且这个创新流不是一个方向，总的方向洪流向东，但有时候晕倒回旋，就像长江里的回旋一样，因此它是复杂的创新系统、创新过程。我们理解这样一个创新过程以后，我们不能简单的像现在这样政府行为来解决科技进步，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用政府行为来推动中国的科技创新，当然政府是重要的。所以，我强调这样一个创新理论是我们理解的创新的规律。

　　创新的推动需要两个：一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二是应用创新的拉动力。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只靠政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没有在座的各位企业家，科技创新的实践者，没有在座的各位金融者，从风险投资一直到银行运作，以及到资本市场推出，这样一个完整的金融链，良性的金融生态，没有这样一个应用创新体系对科技要素的吸引和拉动，中国的创新终不能形成竞争力。中国的成果在转化的道理上始终不会顺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这样一个拉动力和这样一个推动力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讲一点，科技金融的概念，我们目前的推动力，科技进步、前沿科技、核心科技、关键科技等等，这当然是一个推动力的标志，大科技，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当然我们企业、研发机构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以企业为主体，企业的研发力量和企业之间的联盟，来自于产学研联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实践主体。

　　另一方面，以金融为标志的应用创新体系一定要形成，而不是以简单财政投入，不是简单的政府搞大项目，也不是简单的就应用土地财政，但土地财政中也有土地金融的成分，但不管怎么搞，不能用过去30年这样一个土地方式来作为一个发展模式，作为应用创新体系，它实际上对科技的介入往往是排斥的。科技当时作为公益性的、外生的、不要付钱的，但是科技要作为内生的，作为收费的，作为进入商业竞争的一个关键生产要素，往往只有在上市公司中得到个体的承认，在整个社会模式中得到排斥。

　　所以中国不改变这样一个状态，那是不行的。所以，有时候你们发现科技要素它反而是全球的，至少是全国的，可以配置的，你没有科技，你可以吸引科技。而这个环境，却是有限的，应用创新体系是有限的，否则你不能想象深圳在科技创新中成为中国的排头兵。深圳并没有多少大学，并没有多少院士，但是正像前两天我跟汪洋相聚的时候，汪洋说的一句话很精彩，就是我们广东省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的科技要素、科技力量。

　　但是我们有办法解决应用创新体系，解决金融环境，从而把全球资源配置到广东、配置到深圳、配置到澳门，就吸引到我们澳门来，那是个拉动力，让科技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我应用科技体系率先解决，科技资源就为我所用。那上市公司更是如此、投资公司更是如此，你并不搞科技，但是科技成为发家致富、上市桥梁，成了你致富的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科技金融的概念，是科技和金融创新的结合，是科技和金融在推动力和拉动力，这个新的体系中的核心途径。

　　因此，前不久科技部和一行三会制定出台一个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科技金融，当然我们知道科技金融跟市场体制、改革开放是相适应的。因此，我们只能在某些地方试点先行。通过科技金融倒逼经济改革、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领导经济发展改革，而这样一个事情，在我们国家，在在座的各位中，在个例中我们已经获得了成功。

　　在深圳一周年的创业板纪念会上我就作了一个演讲，现在我们创业板上市183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73家，也就是说，科技和金融，尤其在创业这个色彩中，尤其在二板这个色彩中，它一定是孪生兄弟。没有科技的准备，金融没有题材，没有金融的模式，科技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

　　而科技金融的结合相得益彰，就能够使中国创业板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就能使中国金融链不断良性培育和发展，反过来，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通过改革产生的中国金融生态，将会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它会是原动力，它会是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科技人员、我们的企业研发力量，毫无顾虑地以自己的智慧不断地进行创新，毫无后顾之忧地去不担心自己的成果将会得到充分的应用，这样一个无顾虑、无障碍地在世界的科技创新中进行竞争。

　　我相信，我们国家通过这样的改革开放，通过科技金融这样一个创新财富最重要的新途径的培育和生产，通过金融家、金融界、企业家的努力和我们科技界的努力，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在现在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增长的新领域里去充分拓展。当然，请大家关注我们制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文件就提到节能环保是最重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等，关注在这个领域下，我们率先支持着52个领域，以及农业科技园区等等的一些聚焦创新基地之中，但是无论这些成果怎么积累，科技创新的基地怎么建立，都有赖于金融界这个吃螃蟹的，金融界敢于和科技创新力量的结合，我们共生共荣，共同创造一个新动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