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居民们需要继续忍受物价的潮起潮落，当然CPI数据会“越来越好看”；房地产价格没有因为1000万套保障房而大幅下降，民众得不断提高适应高房价的心理承受力；货币政策最大的看点，不是“稳健”的含义变化，而是周小川(专栏)的继任者；至于各地的GDP增速，肯定会超过2010年——道理很简单，政府明年要换届了

　　□ 文 宁南

　　2011年乃“十二五”开局之年，吹响发展模式变革总动员令的落实之年，但毫无疑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出台的诸多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因为核心体制不顺而难以推进或变形的可能性相当大。

　　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这自不待言，但各方利益调整是模式转变的本质内涵，也意味着这种调整仍然会在2011年紧张而难分难解——收入分配改革原则至今难有结论就是明证。这种背景下，决定了2011年甚至“十二五”前半期想“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制度难题，几近奢谈。“转变发展方式”处于胶着状态，仍将是2011年的主局面。

　　在全球货币超发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仍然未进入新的增长通道，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仍然未解，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冷热极度不平衡，通胀和通缩之间的预期转换几乎在一线之间。因此，在流动性未有根本解决办法前，宏观调控面对的挑战只有更强。

　　就中国的外部环境而言，汇率压力随着美国经济形势再次恶化而持续加强，“货币战争”从两年前的“阴谋论”发展成了“自我实现”。人民币升值的大趋势已经是一个共识，各方的分歧在升值的速度。从国内角度看，出口经过危机的短暂向下影响，2010年全面反弹。相反，国内消费市场持续走缓甚至有衰退迹象。2011年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压和汽车市场受制于城市环境压力，国内两大主力消费“引擎”将难以提振，甚至可能停顿。这意味着，2011年，旧的发展模式主导中国出口竞争力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路径依然生命力强大，而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已逐步衰减至强弩之末，我们无法期望内需尤其是消费方面重塑中国经济健康平衡的努力能够在2011年取得明显效果。

　　城市化进程在“十二五”规划中的标志性地位，必然会强化地方政府着力“十二五”投资的经济理性，以形成城市与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个过程本属正常，但国家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严厉政策与各个城市建设用地短缺之间的矛盾，会让对农村建设用地的争夺将成为2011年中国朝野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

　　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节点。在保增长的阶段，央地利益整体上一致，但由于资源约束尤其是土地约束，地方利益集体性“反弹”，令中央宏观调控在土地和房地产问题上屡受掣肘，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结成的“利益共同体”甚至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及执行的权威性，以至于民间有了“总理管不了总经理”的感叹。

　　为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中央今年启动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准备进行破釜沉舟式的调控。事实上，根据金融系统所做的压力测试，中央完全有能力在两三年内将目前房价向下调整四、五成至2009年1月本轮房价上涨的初点，对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不会构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也不会过重打击地方政府基本建设的财力支配。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中国宏观调控现在需要铁腕，需要敢为这一刀负责任的强人。否则，1000万套保障房砸在地方政府身上，还是一通“棉花拳”。

　　收入分配改革面对同样的问题。2010年末，薄熙来在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富人有钱，但日常消费有限，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花不出去，而穷人想消费却没钱。”收入分配不平衡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诸多矛盾的根源，且先不论其断裂社会的危害，内需不足、经济不平衡、流动性过剩、通胀等等经济难题上，也都能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找到根源。但收入分配改革之难，也说明了在“做大蛋糕”上获得成功的中国仍然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获得“切分蛋糕”的改革共识。

　　现在的难题是，2011年，改革红利的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社会与经济承受临界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两会”后必须有结果，至于勾兑成怎样的面目待解；劳动工资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但恐怕最先提高的会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房价也可能因为劳动报酬的提高而“被降价”或“被习惯”。分配问题已经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再上台阶必然要解决的首务，不仅是群众的呼声，更是政府维持稳定的必须。当然，解决的好坏，不在于方案，而在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