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伴之以牺牲公平的代价，如果在最初尚有矫枉过正的次优选择借口，那么到如今继续强调发展速度对社会稳定的必要性，那就无异于饮鸩止渴了

　　□ 文 王强

　　最近参加一个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颁奖盛典，参会的有很多学者专家，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但专家和企业家们似乎更愿意谈企业管理以外的话题，比如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对于老百姓和企业的影响等等。这倒符合我的胃口，我讨厌那些从管理谈管理的乏味感，貌似深入，却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专家和企业家们谈到了去年8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情，即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新闻当时也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一些国人感到自豪，有人还把几千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权重数据翻出来，以解读近百年来中国遭受的屈辱和艰难的攀爬历程。但也有人提醒到，虽然近年来中国实现了高速发展，并在GDP总量上超越了日本，但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并未感觉到幸福指数有多少提高，很多人认为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最近几年里，物价和房价的飞涨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准问题，导致公众普遍缺乏拥有感、幸福感和安宁感，民众对社会的疏离越发强烈，信任、共识和凝聚力成了稀缺资源，这也导致了一些社会学家担忧中国社会进一步断裂。

　　日本人似乎对于经济总量上的统计数据没有我们这般关注。最近三年，我曾几次到日本去采访，在和日本人聊天时，感觉他们对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真的了解不多，完全不像我们中国人，买菜的大爷大妈都动不动能蹦出几个GDP、CPI之类的名词。更令我不解的是，过去30年当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候，日本正经历“失去的10年”以及持续的经济低迷期，但在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也没有受到经济下滑带来的太大负面影响，市民社会处于相对安定祥和状态，日本企业也没有如外界想象得那般慌张。

　　一直以来，不论是中国的学界还是官员，经常强调通过发展解决社会问题，所以，GDP就成为评价官员的业绩核心指标，各种政策导向皆围绕GDP展开，各级政府蜂拥追求GDP指标也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独特景观。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与之对应的推论就是，很多人相信中国一旦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停滞，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乃至激化。

　　仔细想想，确实很有道理，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如日本那样常年徘徊在衰退或者1%、2%的增长停滞状态，其社会影响或许真的难以想象。但这并不能作为唯GDP论者的挡箭牌，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最初的路径选择。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伴之以牺牲公平的代价，如果在最初尚有矫枉过正的次优选择借口，那么到如今继续强调发展速度对社会稳定的必要性，那就无异于饮鸩止渴了。

　　一些参会的企业家也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得益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地方过分强调GDP，也会加重民营企业的运营成本，造成市场要素的门槛越来越高，比如近几年备受批评的“土地财政”，在抬高各地房地产价格的同时，也不利于人才要素的流动和稳定，这些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不利的，更让企业家产生做实业不如炒地皮的无奈选择。

　　最近的权威数据显示了“土地财政”的疯狂。在今年1月7日2011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专栏)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逾7万亿元，而在“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就达到2.7万亿元，同比增加超过70%。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专栏)在前一天的表态，更让外界注意到地方政府的现实心态如何严重扭曲中央政府试图弱化GDP、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据张平称，根据迄今为止各地已经发布的“十二五”时期规划思路，除少数东部沿海省市出于“转变发展方式”的原因下调了增长目标外，相当一部分省区市定下了GDP总量在未来5年翻一番的目标。

　　按照这样的规划，我们可以想象，未来5年中国社会将会上演怎样涸泽而渔的舞台剧。如果我们不进行道德预设的话，显然都希望作为舞台主角的地方政府有良好初衷和施政能力，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没人希望最后看到的是闹剧和悲剧。但一些更为冷静的分析者可能仍会担忧，在目前的框架下，发展到底能否解决社会正义问题；而悲观论者更为担心，未来中国经济一旦放缓，中国民众又如何能获得在目前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都少有过的幸福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