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相对于欧洲，美国基本面的增长率实质上更高。美国在一段时期内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仍然大约是2.5%，甚至可能更高，比主要的欧洲大陆经济体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财政赤字有很大部分是周期性的。衰退压缩了收入空间，带来了一个更高的临时性支出，即失业保险起到的自动稳定的作用。面对危机的临时紧急财政措施和赤字中周期性的组成部分，合起来占到了财政赤字的一半。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是根本性自我保护。

　　当经济复苏的时候，临时性部分无须国会法案就将废除，周期性成分会得到改善。所以，我们的结构性赤字与可持续的长期赤字水平之间的差额，也就是用债务来承担稳定器的那部分赤字规模，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要小得多，大概处在GDP的1%到2%。

　　对我们而言，和其他人一样，这个挑战在于，如何以一种有利于基本面的，并被一个国家判定为基本公平的方式来实施财政政策。这一挑战不仅来自衰退，而且是来自连续10年收入中位数没有增长、收入差距异常扩大、不平等程度异常高的情况。因此，在10年时间中，我们面临的财政挑战不仅是长期的可持续性问题。但是，在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温和的财政挑战，比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温和得多。我们完全有能力在不破坏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解决。

　　众问：对于赤字，你有多么紧张呢？那将是一场政治斗争。

　　盖特纳：我们的制度中所欠缺的是让国会能够信守多年限制自身行为的承诺，恪守多年减少赤字的责任。对此，我们已经努力做了很多类似的试验，其中有一些非常有效。但是，美国需要的是一系列财政改革，改革将会使国会多年内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财政路径上，这将促进增长，恢复财政，这包括要对过去治理不力的房地产市场实施清理。这些都是美国将来不可避免的一步。

　　从理论上说，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成年人都知道，天是不会塌的。在这次选举中胜出的共和党领导层非常谨慎地向我们的成员解释，我们都对国家负有责任，国会领袖共同承担那些责任。

　　众问：能否讲一讲税制改革？依然不明朗的是，它是否实际上是企业税制改革，或是规模更大的像1986年那样的全面税改。

　　盖特纳：美国要依赖税制改革，作为美国最终财政解决方法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本质的变化。可以合理地预期，实现这一目标的惟一路径是向人们提供一个更简明的税收体系，减少扭曲。

　　现实情况就是我们有着庞大的、过时的税务体系。必须了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改革必须促进务实的努力，提供实现长期财政目标的路径。我们需要让步伐快一点，因为这些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美国有一个公司税收体系，是全球税率最高的体系之一，税负约为35%，定得这么高，是为了支付一系列非常广泛的和定向的税收支出和激励措施，并使投资与收入之比与10年前相比发生变化。因此，试着去改革公司税收体系是有意义的。挑战在于，要以一种不增加赤字并能增进在美国投资激励的方式来推行改革。我们正处在选出有效策略的开始阶段。

　　众问：你认为经济增长会来自何处？

　　盖特纳：老地方，也就是创造环境使企业更有竞争力。问题不在于试图判断哪些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而在于要知道哪些环境条件会使企业迅速发展和投资，使劳动力市场和金融体系更加灵活，使公司成长。

　　众问：德国即使作为出超国家，依然面临财政挑战，需要财政紧缩，这又如何解释？

　　盖特纳：我们需要确信是为了改善基本问题而处理结构性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处理得当，无论你的会计多么出色，都不会达到可持续的财政状况。

　　现在，德国和美国的差异没那么明显。如果你观察德国在危机开始18个月的财政刺激规模，你会发现它和美国刺激计划在经济中的占比一样大，在第一年的财政刺激规模都大约是2%。现在，德国人并没有自夸他们刺激计划的优点，而是切实执行它，并且刺激计划达到了相当规模，这对于他们是有益的。不过，他们有能力放缓刺激的步伐，变为非常温和渐进的财政紧缩，比我们觉得美国必须调整的时间要早。

　　另外一件的事情令我非常佩服，即在此期间，德国不仅增强了它的出口部门，各行业都增强了。现在，美国的GDP比危机前期的峰值高，而德国的GDP仍低于危机前期的峰值。美国的失业率仍是大概10%。德国的失业率基本上没变，没变是因为作为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德国的公司保障人们的工作。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策略，自有其优点。

　　结果是，美国的生产率在这一期间提高更快，而德国的生产率提高在此期间放缓到接近于零。如果你担心长期增长和相应的结构，你应该从根本上关注长期的生产率增长如何变化。但是，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德国经验都值得钦佩。不过，现在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基本挑战，这从根本上说是个结构性挑战，是一个政治挑战，即如何达成促进增长的财政改革计划的共识。

　　平衡增长与全球共治

　　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

　　众问：近来，你对全球再平衡似乎变得更为乐观，并指出在美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

　　盖特纳：首先，我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轻松。我是一个有着年轻人面孔的老人，有一个深层的忧虑。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难题，诸如失业率蹿升，给社会保障领域增添了沉重负担，这会导致一种长久的、强大的保护主义的深层风险。保护主义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压倒性力量，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经济而言，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怎样搞清如何确保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有一个保护机制。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它只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众问：你对中国至今采取的有关结构调整的措施如何评价？

　　盖特纳：中国正在改革和变化，一个公认的基本事实是它太大了，不能让出口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几年前，中国人认清了这一点。随着这一认识的扩展，他们希望国内需求能够替代来自通商口岸的外需，以内需推动增长。这是正确的基本战略判断。

　　为了让这种情况出现，允许汇率浮动调整就是必要的。如果不调整，汇率将不利于这些目标。你将会看到：由于汇率激励企业家继续发展低回报率、低增长、低附加值的产业，振奋人心的创新和增长被破坏了。当然，如果没有知识更快速的发展，中国将会面临这样的命运：令人非常痛苦的严重通货膨胀，使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资产泡沫传播的风险。对此，中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众问：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是否还有很大的压力？

　　盖特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让汇率浮动，并且开始解除境外使用人民币的限制。国会应该看到这些改革，认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让汇率政策更加灵活。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经济体，当它将其货币捆绑在别国货币上的时候，它是在采取“消毒”策略(sterilization，指央行购入外币，发行本币，使外币不能进入国内流通领域，结果为外汇储备激增)。

　　中国政府花了很多精力，用了很多心思去试图了解，在华盛顿围绕着贸易的政治问题有多么宽广、多么深入、多么紧张。他们了解，而且他们密切关注着。他们认识到，中国改革的关键是能够继续享受相对良好和包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美国，通向美国的需求、美国的市场和美国的投资。所以，他们想要确保谨慎行事，不想失去对于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治支持。

　　众问：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盖特纳：首先，中国要消除它的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中国处理过这个问题，而且很有成效。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还是十分宽松的，根本上是因为总体上中国的货币政策仍依附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我们是一个每年增长3%到4%的经济体，基本上不存在通胀；而中国的相关数据是8%到9%，考虑到通胀因素，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值。

　　对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削弱与美元的联系。除非中国这样做，不然不会有足够的灵活度，在必要时及时调整以抑制通胀。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正在更加稳健行事，因为政治是复杂的。

　　众问：从国际金融机构的角度看，能够为实现未来全球经济的平衡做出哪些贡献？

　　盖特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过去被要求迅速做出金融反应，它被压迫得不堪重负。现在，它要处理更为广泛的改革。简言之，改革的挑战有三点：

　　首先，如何设计一个更广泛的金融货币制度，在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建立一套更为均衡的纪律，以实现国家间经济更平衡、更有规则的增长，包括在规则和汇率问题上更多地采取立场。由于IMF是在各国对于如何管理汇率、如何处理资本管制等问题没有达成任何真正的共识、期望和规范的情况下创建的，因此，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第二，长期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更稳健、更公平的承担风险的发展平台，否则，资金就会转移，寻找套利机会。第三，贸易以及如何在下一波全球贸易一体化中重建共识，显然非常重要。

　　众问：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

　　盖特纳：你知道，关于特别提款权的故事是一个有趣的长期问题。这样说不是不客气，它在根本上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态、商业运行的方式和经济如何成长、公司如何管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作为早期革命性变革的遗产，它仍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IMF特别提款权的构成应该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人民币是否可以、何时可以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何时允许人民币完全流通。如果中国继续增长，如果他们允许人民币充分流通，那么，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本刊特派记者李昕、李增新，本刊实习记者黄湘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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