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并不穷，而是大部分财政收入被缴纳于上而差钱乃至捉襟见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是因为广州先行发展，先富起来而形成鞭打快牛的格局，还是财政管理体制及预算会计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这对于广州这个承担着重大的区域带动作用和在城市建设和民生建设欠账甚多的中心城市来说，是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和大声疾呼的事情。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两会”上坦言上任后有三个“想不到”，首屈一指是广州其实“很差钱”。万市长谈的应该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即国税、地税扣除上缴中央和省财政部分的地方留存部分再加财政部门组织的收入，是地方名正言顺的可用财力。

　　2010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604.48亿元，居全国第三，而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872.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8.2%，低于国内的主要经济发达城市。

　　就拿其他四大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同在广东的邻近城市深圳来说，在2010年，北京GDP为13778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2354亿元，占GDP比重为17%；上海GDP达到16872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873.58亿元，占GDP的比重也是17%；天津GDP为9108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106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1.7%，虽然较低，但较之上年增长30%，是2005年收入的3.2倍；重庆GDP为780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18亿元，占GDP比重13%；深圳GDP为9510.91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1106.8亿元，占GDP比重为11.6%。这些城市的情况都应该好过广州，但它们不是直辖市就是经济特区，在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和财政优惠政策方面同广州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应该同国内省会城市和经济实力相对强的大中城市相比较。

　　在省会城市中，2010年GDP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靠前的城市有杭州、南京、沈阳等。其中，杭州市GDP为5945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671亿元，占GDP比重为11%；南京市GDP为5086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518亿元，比重为10%；沈阳市GDP为5012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65亿元，比重为9.2%。苏州不是省会城市，但2010年GDP超过900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900亿元，比重为10%。在其他长三角城市中，宁波比重为9.98%，无锡比重为8.8%。这些城市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皆超过广州。

　　为什么广州市经济体量硕大，GDP位居全国前列，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所占比重却低于不少城市，究其原因，并不在于财政来源少，而是被征收过多。

　　如果从全口径财政收入看，广州的数值并不低。在2010年，国税局在广州地区组织的税收收入为2057.50亿元，仅次于直辖市上海、北京和天津，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地税部门组织的税费收入为1321.7亿元，其规模连续12年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大城市第三。两税相加，达3379.2亿元，再加上非税收入，财政收入总量超过3500亿元，占GDP的比重应在35%以上，这在世界范围都不算低。但国税为广州市提供的一般预算收入仅有249亿元，地税仅提供455亿元，近80%的收入被中央拿走，或为全省做了贡献。

　　我们来比较其他城市。在2010年，首善之都北京按全口径计算财政收入为7853亿元，被中央拿走70%；纳税大户上海，当年国税加地税收入为8003.53亿元，约65%的收入被转移支付；后进城市天津全口径计算的财政收入为4354亿元，本地留下25%；当下明星城市重庆全口径财政收入1900亿元，仅有46%被拿走；深圳两税收入相加共3060亿元，约64%收入被缴送。粗略估算，在国内省会城市和其他大中城市中，向中央和所在省份缴纳的财政收入大体在50%-70%之间，皆比不上广州80%的贡献。

　　万市长说得不错，广州并不穷，而是大部分财政收入被缴纳于上而差钱乃至捉襟见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是因为广州先行发展，先富起来而形成鞭打快牛的格局，还是财政管理体制及预算会计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这对于广州这个承担着重大的区域带动作用和在城市建设和民生建设欠账甚多的中心城市来说，是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和大声疾呼的事情。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招待会上指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如果说，在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需要公平与正义，那么城市之间的财政收入分配同样需要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