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晨报全媒体记者 王昭 　发自北京

　　延续两年的这种状况对依赖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的中国经济而言，却并非是什么好消息——地球另一端“勒紧腰带”，而这一端中国企业的产品销路就要面临压力。

　　在厉以宁看来，圣诞节就是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子。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个影子在显露他国窘境的同时，亦将中国经济严重的对外依赖症表露无遗。

　　厉以宁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东侧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的5层。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冬日未名湖畔的秀丽以及博雅塔的巍峨尽收眼底。

　　走在百年北大的校园，陌生中透着熟悉，这让人更强烈地希望了解这座富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百年学府的变迁，让人更强烈地希望了解这种精神的遗风将为这个国家的转型、转轨而兼具的责任。

　　我们对于厉以宁的访问是在2010年的12月24日。那时再过一天，就将迎来西方国家最重要的圣诞节。按照惯例，圣诞节是西方国家民众采购和消费的黄金时节，但因金融危机，现在不少国家的民众已习惯了“勒紧腰带”的圣诞。

　　延续两年的这种状况对依赖需求旺盛的海外市场的中国经济而言，却并非是什么好消息——地球另一端“勒紧腰带”，而这一端中国企业的产品销路就要面临压力。

　　在厉以宁看来，圣诞节就是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子。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个影子在显露他国窘境的同时，亦将中国经济严重的对外依赖症表露无遗。

　　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后的首任院长，厉以宁曾在这个位子上工作了10年。而即便2005年离任之后，他还一直担任这个学院的名誉院长至今，足见其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力。

　　事实上，因时、因势而为的厉以宁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学元老”，其学术思想正是发端并成熟于他所经历的那个大变革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大幕开启之始，厉以宁就成为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路径为要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的12名成员之一。而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厉以宁等先驱者们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程，其间他们或疾行或停滞，或广受褒奖抑或备受质疑。

　　弹指间，改革已成为中国发展的共识，厉以宁提出的股份制理论在为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提供理论参考的同时，也为其赢得了“厉股份”的美誉。

　　尽管由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中有些变化或曾伴随戏剧性的悲情或曾饱受争议，但这个国家却已是翻天覆地——经历30年的转型，中国已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其状态也从孤寂转为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

　　不过，尽管30年经济改革的成就瞩目，但厉以宁认为，现阶段中国还远未达到改革和转轨的目标。“必须继续坚持推进改革。”他对本报说。

　　而就在厉告之本报上述警语的同时，一种因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泥沼而带来的乐观情绪正在中国蔓延，同时，外界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赞誉也空前膨胀。

　　警惕捧杀。厉警告说，转型中的中国仍旧缺乏清晰的市场机制框架。

　　12月24日，西方圣诞节来临的前夜，本报有机会专访了这位集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官衔的著名经济学家。专访准备的问题很多，但碍于教授81岁的高龄及紧张的工作日程，我们只能择其中而问之。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窥测出其对中国改革、转轨命运的远见。“遥看海天一色处，正是轻舟破浪时。”这是专访结束之时，厉以宁为我们题写的诗句。而这正是其对改革中国、转轨中国的寄语。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鲁中晨报：尽管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远超预期，但希腊、爱尔兰等国相继爆发的债务危机却为复苏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您认为，这轮经济危机的余波是否已经结束？

　　厉以宁：没有。因为很多问题要随着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变化而陆续暴露，而现在一些国家的问题并未完全暴露。南欧的几个国家里，希腊的债务危机完全暴露了，可是西班牙、葡萄牙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

　　所以说，余波问题不会引发整个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但仍然有可能因某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而使其陷入债务和信用的危机中。

　　第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业始终是重要问题。新一轮经济复苏意味着GDP的增加，但GDP的增加不一定等于就业人数的增加，与经济运行周期的变动相比，就业变动的周期是滞后的。原因是在危机的过程中，企业一定要进行技术的改革，而每一轮技术改革，实际上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减少了。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就业问题仍旧相当严重。

　　第三，经济的复苏还跟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有关。虽然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快到了，但这些国家的消费市场并不像以前那么旺盛。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民众害怕消费太多，必须得存点钱，这跟他们对复苏前景的担忧有关。

　　基于这些情况我可以说，断言本轮经济危机已经结束甚至是余波已经结束都还为时尚早，因为美国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强度和可持续性仍不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本轮经济危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鲁中晨报：这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短期内迅速走出泥潭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于是，国内甚至是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成功就是中国模式的胜利，甚至还有了“中美共治”的提法。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描绘金融危机后现阶段的真实中国？

　　厉以宁：应该说，国际上的看法有好意的，有坏意的比如捧杀，也有不了解情况的。我们要注意到国外的评论，但不要以为这就是真的。如果信以为真，就会成为中国改革的思想障碍。

　　衡量一下自己，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的GDP总量虽然超过了日本，但我们GDP的结构不如日本，日本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很大。我们的GDP总量虽然大了，但除结构不合理外，人力资源结构同样不合理，我们的高新产业专家人才少、熟练技工少，劳动力结构还需要大大加强。

　　这就告诉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自己的弱点。现在为什么调结构，调结构就是为了把我们的弱点加紧克服，调结构就是让我们的人力资源结构尽快更合理。

　　鲁中晨报：上世纪80年代初你就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组的12名成员之一，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我们知道，现实中国的成功正是得益于那场改革。不过，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对改革反思、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厉以宁：当前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发展都归功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的改革也存在失误的一面。

　　改革之初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可以先发展了再说，这样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中行业垄断还没有消除，社会保障制度推行也很缓慢。

　　这些问题的造成，有的是改革的不彻底，有的是因为经验不足，忽视了一些问题。但即便是有失误，我们也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改革走到今天不容易。

　　鲁中晨报：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我们仍旧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厉以宁：对。

　　鲁中晨报：那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

　　厉以宁：中国有两个支撑计划经济存在和运转的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

　　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也才刚刚破题。

　　所以，我们的体制改革和制度调整不仅不能止步，而是更应该加紧推进。表面的繁荣往往会掩盖更深层次的矛盾。一味地沉浸在目前的好日子里就容易放慢改革、甚至放弃改革，这会耽误我们国家的转型。

　　鲁中晨报：完整的资本市场应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场外市场。上世纪90年代初，您就开始关注当时淄博的股份制改革。与此同时，您也见证了淄博自动报价系统的兴起、发展直至最后的关闭。

　　我想问的是，目前国内主板、中小板发展都已比较成熟，创业板也已设立，但与此同时，场外市场的发展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您认为接下来场外市场到底应该怎么办？

　　厉以宁：从一个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讲，场外市场是必要的。因为要让那些没有上市的公司的产权有一个转让交易的平台。

　　淄博这方面在过去是有经验的，做的成绩不错。但在当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取消了。现在场外交易或叫第三板市场在中国已势在必行，但究竟以哪个地方作为试点，现在我们只能猜测。比如说，到南京，他们说南京要试点，到郑州，郑州说他们要试点，但这些都是传说，中央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调研过程中。下一步是不是会有淄博，肯定说不准。

　　但是我可以想象就全国整体而言，具体在那个地方开设是次要的，只要有的，大家都可以联网，将来可能采取报价系统的方式，只要被允许加入这个报价系统就可以运行，这跟过去的交易形式不太一样。

　　十二五规划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其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增大。所以说每个公司应该首先把自己内部的管理先做好，财务搞得很清楚，准备将来能够参加场外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