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迎接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年

　　周瑞金

　　曾以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于世的老报人周瑞金，现在上海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退而不休，是这位71岁老人的真实写照。

　　周瑞金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争论中，两度撰文支持改革。最为著名的是1991年由他牵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递给全国。2006年，在新一轮关于改革的争论中，周瑞金再次以皇甫平名义发文《改革不可动摇》，回击反对改革的思潮。

　　在中国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和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这位老人。采访在上海的一个咖啡馆进行，话题是中国改革该往何处去。

　　周瑞金将中国的改革分为三步走，即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在三步走之中。2011年开始的十年，将是中国加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十年。

　　第一财经日报：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同时也是建党90周年，这些历史对当今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周瑞金：很有意义。我们应该从辛亥革命100年、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这三个时间纬度的交替点，来考察一下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这100年来世界经历了五种社会思潮和国家制度的激烈震荡、较量和变化。

　　第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斯大林式的制度。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专政、领袖集权，文化上垄断、限制思想自由，对外政策上组织集团、输出革命。它在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战胜了德意日法西斯，二战以后又实现军事科技大发展，实现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个宇航员上太空、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等等，为社会主义赢得巨大威望，带动十几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这种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过度集中、垄断，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党心军心民心的严重涣散背离，最终走向了失败。

　　第二种是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它对内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对外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

　　[ 收入分配改革原来提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现在看，初次分配就要注意公平。这二三十年GDP增长快，税收增长也很快，但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减少。这种状况要改变 ]

　　第三种是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议会政治，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创新，思想自由。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平稳地发展，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

　　第四种就是以美国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潮和制度。美国原来是实行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经过罗斯福新政以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反对垄断，形成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的权利。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它成为世界强国，但此次金融危机已露出衰败之相。

　　第五种就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向民主法治国家前进，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舆论强调导向。它创造了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顺利实现社会、体制的转型，成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从百年来思潮和制度的演变，可以得出五点共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民主法治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以人为本、多元发展、和谐共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日报：这些年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所以最近一些人提出这是“中国模式”。您对此如何评价？

　　周瑞金：中国发展模式引起很多争论。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存在？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以9.7%以上的速度连续30多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面貌发生明显的变化，13亿人口达到小康水平，并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种中国发展模式应当说是客观存在。

　　讲中国发展模式，一定要看到我国30年改革发展，是处在三个社会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第一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第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转型。在这三个转型过程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万工人下岗再就业，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和1.2亿农民工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大流动。这三个转型还在进行中，还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定型化。

　　问题是怎么看这个模式。在我看来，它不是和西方模式绝对对立的，这30年快速发展，是借鉴了当今世界上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验。但也要看到，中国的发展是在低福利、低地价的前提下进行的，带有很大的人口红利因素。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粗放型的增长，低福利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我们习惯于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形成举国体制。举国体制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搞一个原子弹、氢弹很容易就搞出来了，宇航员也很快上天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办得很好。但也要看到举国体制背后，如果对权力不加以限制，很容易形成决策失误、严重浪费、腐败滋生的弊端。

　　日报：您觉得这种中国模式在今后30年还能不能持续？

　　周瑞金：这个模式还在完善当中。这个模式带来几个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拉大；第二个社会事业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第三个粗放型发展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第四个腐败难以根除，例如卖官买官的吏治腐败，又如司法中的腐败。这几个问题会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有很多是泄愤型的，不管和我有没有利益，只要看到出了事情就起哄冲上去。还有骚乱型，连超市都要冲击。这反映了基层机制的运行效率问题。但也不要看得太严重，这些事件来得快去得也快。

　　处在我们当前的历史方位，有三个判断：第一、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第二、政治基本稳定；第三，社会矛盾突出。因此，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美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9世纪90年代，摩根、洛克菲勒集团都是那段时间形成的，但同时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今天一样，社会混乱、工人失业、垄断集团和官僚勾结，腐败很多。

　　20世纪头十年，威尔逊总统、老罗斯福总统发动了“扒粪运动”，让媒体来揭露阴暗面，进而推动了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日报：您提出中国的改革应为三步走，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接下来是社会体制改革，最后是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是不是到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加速阶段？

　　周瑞金：现在我们提全面的改革，一般是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两年前，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曾提出下一个30年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推动四位一体的全面改革。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框架建立起来以后，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经济体制，重点要放在法治的层面。而法治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体制的完善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至于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更与政治体制关系密切。所以，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分步骤、分阶段来说，坚持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融合其中)的改革路线图，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邓小平上个世纪80年代对中国发展战略三步走非常明晰。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2004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任务已经完成，同时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意味着把社会体制改革提上了议程。所以说，从2004年开始，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向社会体制为重点的改革转变。

　　“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就更明显了，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快城镇化进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切实解决民生问题。这样就进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花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可以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与建设的任务。

　　日报：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应该包括哪些？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刚刚通过一个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只提了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但我认为按照中央之前的精神来看，社会保障还应包括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就业战略、保障分配体系的公平合理、全覆盖的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最后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原来提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现在看，初次分配就要注意公平。这二三十年GDP增长快，税收增长也很快，但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在减少。这种状况要改变。

　　第二是要推动城镇化，壮大中产阶层，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标志有三个数字指标：一个是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二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50%~60%以上(目前我国为46%左右，一年增一个百分点，约15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三是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达到这三个指标，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5%(目前我国占20%左右)。

　　第三个就是要培育一个成熟的民主法治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按照发达国家的统计，每百人就有一个社会组织，而我们国家有13亿人口，据2008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1.4万个，相当于3115人才有一个社会组织，与工业化国家相差30多倍。

　　再次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力，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日报：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您觉得下一个十年中国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周瑞金：下一个十年一定要下决心让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转变。中国从1984年提出来要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进展不大。

　　现在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到体制。

　　社会体制要推进，要完成一个社会进步运动，解决目前老百姓意见很大的问题。这两个对我们下一个十年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