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怎样落实和执行好“十二五”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报北京讯(记者 张娜) “回顾‘十一五’的时候有点遗憾，虽然制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但它的执行、落实有相当的距离。‘十二五’一定不要重蹈覆辙，制定这么好的规划，一定要执行好落实好。”12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时报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建议，“十二五”要消除“十一五”规划执行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体制性障碍，才能够建立有利于创新和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而国企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公平竞争或者是法制基础上的市场体系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应予以优先考虑。

　　“‘十一五’的经验告诉我们，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十一五’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但是现在是‘十一五’的末期了，回过头来看，它的执行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分析原因，吴敬琏认为，除了保证规划落实的这些条件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完全具备之外，还有规划执行中四大体制性障碍解决得不够好。

　　这四大障碍是：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的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十四大”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好，特别是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加速了，城市化加速以后，各级政府手中就掌握了一个新的重要资源——土地。

　　因为按照我们的法律，城市土地是国有，而农村土地又属于集体，于是各级政府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村把土地拿过来，土地是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的。二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各级政府官员们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用大量的资源去营造政绩，政绩等于GDP增长，这是“十一五”规划时期，在制定“十一五”以前，大家认为要执行“十一五”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会碰到的体制性障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是现在的财税体制不管是从收入还是从支出，都使得各级政府要把GDP搞上去，特别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搞上去，否则日子很难过。从收入方面来说，生产型的增值税占税收的一半，生产型的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部门有关。从支出方面来说，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不对应，或者叫收入和财力、事权不对应。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发生的主要问题是支出责任过分下移，支出责任在中国叫“事权”，在财政学上叫“支出责任”，最主要的支出责任一个是义务教育，另一个是社会保障，大头在县以下。收入和支出的机制使得各级政府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GDP搞上去，不然日子就过不了。

　　四是资源要素价格。行政定价，而且按照市场经济的传统，低价政策，鼓励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

　　“‘十一五’以前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解决得不是很好。使得‘十一五’这个很好的目标落实程度很不理想。”吴敬琏说。

　　吴敬琏认为，落实好“十二五”规划要消除“十一五”规划执行中四大体制障碍：第一，政府保持土地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从上到下以GDP为标准的考核体系；第三，我们的财税体系使得收入和支出都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增长为主，支出责任过分下移。第四，资源的行政定价体系。

　　明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这个时期研究怎样落实和执行好“十二五”规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吴敬琏说，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十二五”规划。最近，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确定了“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方针和内容。从中央的决定看，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将要在“十一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十一五”规划，也许是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做得最好的一个规划。

　　他说，“十二五”在“十一五”制定和执行的基础上总结了“十一五”的经验，把目标和基本的方针规定得更加科学、更加细致。它的基本内容、它的主线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在“十一五”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所以会是一个比“十一五”更加好的一个规划。这个规划要求在“十二五”期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它的执行会使我们开创科学发展的局面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执行这个规划，它的实现会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一个很坚实的基础。”吴敬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