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通胀并非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敏感指标，更是我国国情和效率不足的反映，政府应该从更前瞻的角度看待通胀指标背后的布局和战略。从中长期看，抑制通胀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

　　■通胀预期观察(1)■本报记者 朱菲娜

　　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油价、金价包括大宗商品市场价格都出现大幅度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达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高点。专家预计，中国的输入通胀压力会越来越大。

　　输入型通胀压力巨大

　　“今年通胀压力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国内成本推动以及国外资产价格上升、资金流入我国，两面夹击导致的。”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从内部自身来看，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结构，总体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平衡。另外，贬值是美元的长期走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以面临着外部巨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谭雅玲说，现在市场的各种价格指标未完全遵循供求关系，其中的炒作因素更大。为了经济回暖，各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欧盟和中国投放了大量货币和信贷，由此流动性过剩变成了流动性泛滥。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此前在视察广交会时称，因为美元发行不受控制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型通胀冲击，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给企业造成的困难更大。此外，热钱的流入也加大了中国输入通胀的压力。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致使今年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入都大大高于去年水平，而流入亚洲的资本更是超过60%。资本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使新兴经济体的股市、楼市、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催生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另一方面，境外资金的大量流入会使本币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从而威胁这些国家的出口。

　　抑制通胀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示，物价上涨是去年拉动内需政策的一个后续反应。

　　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多，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与国际相比十分落后，导致了市场上很多游资炒作棉花、大豆等农产品。由于这些资金巨大，数以万亿计，而且大多是自有资金，不是银行贷款，因此很难控制。

　　刘福垣的观点是，不能人为抑制物价，而是要想办法改革流通体制、增加可支配收入。他认为，要看导致物价上涨的关键因素，如果是通胀造成的，就需要紧缩银根。判断是不是通胀造成的物价上涨，其标志是贷款大于存款，就业率超过95%，工资大幅度上涨，甚至劳动力短缺，投资增加。

　　但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产能过剩和所谓流动性过剩，在这种劳动力和资本双失业的情况下，“我认为此番物价上涨并非由通胀造成，如果还要紧缩银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其结果就是导致工人失业，收入降低，老百姓的日子会更难”。刘福垣表示，政府应该沉住气，冷静观察，没必要把流动性一下子控制死了，否则经济可能会出现下滑，而就业压力更大。

　　谭雅玲表示：“在目前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加息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加息本身会刺激热钱进入中国市场，因为美联储在‘放水’。而且，通货膨胀和加息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还值得讨论，因为我们本身CPI的指标是非常传统的，是经济正常时期的指标考量，而现在政策、资金的空间已经是过量和过度了。”

　　为此，她认为从中长期看，抑制通胀要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等措施。“合理的收入水平和完善的社保体系，才能增强居民抵抗通胀风险的能力。”

　　谭雅玲说，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靠利率等工具来简单应对，应在制度层面和效率层面上进行调整，要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要给市场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她建议，需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和投资回报率，鼓励发展农业，解决粮食短缺带来的通胀问题。

　　谭雅玲强调，通胀并非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敏感指标，更是我国国情和效率不足的反映，政府应该从更前瞻的角度看待通胀指标背后的布局和战略。目前所采取的利率、存款准备金等调整都是暂时的，必须进行根源上的结构调整和制度调整。而这些举措最终还是掌控在政府手里。

　　“虽说是中长期目标，一旦进行调整，市场的连锁反应会很快，否则我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危机。”谭雅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