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3日电

　　奋力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十分复杂的环境里稳健前行，并适度放缓脚步。

　　上行力量和下行力量交织，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叠加——一系列“两难”问题的凸显，又将使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破解“两难”问题、巩固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回升向好的中国经济面临诸多“两难”困扰

　　企业出口额增长了20%，利润率却不升反降。上半年，江苏纺织服装的龙头企业舜天公司在经营业绩上的反差代表了眼下不少企业的共同处境：

　　外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内有劳动力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带来的压力，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时刻，企业经营者似乎又一次感受到丝丝寒意。“此外，我们还感觉到了出口退税政策逐步退出带来的压力。”舜天公司副总经理曹小建感慨，“产业链下游受到的挤压实在厉害，可能再也不好待下去了，必须加快向上游转移。” 　　经济回升向好，并不等于经济的根本好转。舜天公司的处境和曹小建的感慨，折射出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凸显的“两难”困扰。

　　“这样或那样都有困难”——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两难”的解释。“两难”，不仅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频繁出现在各种报道和专家言论中，成为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抉择的一种贴切概括。

　　中国经济的年中“成绩单”刚刚公布。上半年GDP保持11.1%的较高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2.6%的温和水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负转正，“三驾马车”共同驱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城镇单位新增就业500多万人，外出农民工新增就业632万人，农民工工资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来之不易。

　　但人们同时注意到，投资和消费方面的刺激政策效力正在递减，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速近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从今年前两月的20.7%回落到6月份的13.7%；频繁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使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可能成为价格上涨的推动因素，物价未来走势仍有待观察。

　　当不少人以为世界经济即将走出危机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接踵而至，不仅使全球金融市场再度紧张，也直接导致欧洲这一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的需求下滑。世界经济龙头美国的形势也不乐观，6月份失业率依然高达9.5%，当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急降近10点，复苏步伐放缓。国际经济复苏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初相比，当前的中国经济处于更为复杂的内外环境中：

　　与当初经济直线下滑、宏观政策集中力量保增长相比，如今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如何处理好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关系等多重考验。

　　已持续一年半以上的刺激政策如何把握分寸？如果政策“阀门”过松，容易出现一哄而上；而一旦收缩过紧，又容易导致直线下滑。

　　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关系怎么处理？调整结构有时难免会影响一定的速度，而适当的增长速度却又是发展所必需的。

　　保增长和控物价的关系如何协调？控制物价关键是要控制好流动性和社会总需求，而适当的流动性和社会总需求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

　　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怎么兼顾？随着一系列强有力调控措施的出台，房价在6月份首度出现环比下降，但市场仍在观望；由于产业链长、带动面广，房地产调控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长远影响尚待进一步观察。

　　工资成本增长和企业经营压力的矛盾怎么解决？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大势所趋，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纷纷上浮，但企业生产经营尚未摆脱危机阴影，不少企业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出口的关系如何权衡？6月中旬央行重申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在双向波动中再创新高，同时许多出口导向企业利润率仅为3%至5%，它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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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难”困扰，林林总总，纷繁复杂；“两难”之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每一个问题拎出来都是一篇大文章，很难采取某个单一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分析道。

　　“形势的严峻还表现在，经济加速期容易出现的问题和经济减速期容易出现的问题正在同时出现，而两类问题的解决、两种力量的把握既需要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又需要有机协调统一，这种‘两难’局面是对我们的巨大考验。”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指出。

　　其实，“两难”局面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内部也面临着“两难”甚至“多难”困扰。一些欧洲国家不得不将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置于首要位置，经济增长的目标只能暂时让位于公共财政紧缩计划；而作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一方面要力保金融体系稳定，并强调确保经济复苏，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和处理金融体系再造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在刚刚摆脱危机阴影的背景下出现的众多“两难”问题，不仅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时之困，更是多年积累问题的集中暴露，需要冷静观察，科学判断，未雨绸缪，沉着应对。

　　解决“两难”的关键，在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机统一

　　正是在“两难”交织中，近期的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地产板块两日之间“冰火两重天”的场景——市场传言称楼市调控政策可能取消，直接导致地产股大幅反弹；次日有关部门重申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松动，地产股重新跌回原地。

　　股市的这场戏剧性经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未来政策走向的复杂心态。

　　“这么多‘两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两难’，就是如何协调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个近期目标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我们的目标是多重的，但在政策上却必须有侧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另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又比别人更大。”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说。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来说是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就眼下来说要避免局部视野下用‘长期问题短期化’的方式求解，否则将加大经济的风险。”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说，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或是其他更急迫的问题，都要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

　　一个低速的经济增长，不可能为经济结构转型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企业不可能有条件、有精力推进转型升级；不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速度之上，就难以解决就业等一系列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国家实施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对保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味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具有短期性、脆弱性、多变性和危险性。“就像你拉住老虎的尾巴，你要松手的话，老虎就会把你吃掉；如果跟着老虎跑，跑不了多久，就会累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形象地说。

　　无疑，只有取得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成功，中国经济才会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

　　历史也一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是由于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而要彻底走出危机，就必须对原有经济结构做出重大调整，让经济在涅槃中重获新生。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实行的“罗斯福新政”，其真正的关键是通过制定《联邦证券法》《农业调整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但从日本、韩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这种调整转型往往伴随着“阵痛”，甚至造成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中国经济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避免大的波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说，“不过，当前我们的经济增速仍处于相对高位，调结构导致一定幅度的回落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事实上，今年以来，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增速、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清理地方融资平台等政策陆续出台，表明了中央在艰难复杂的形势下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坚定决心。

　　“结构调整开始得越早，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越有利，我们已没有太多的时间举棋不定。对于定下的目标，一定要坚持走下去。”青年经济学家马光远说。

　　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破解“两难”，实现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两难”问题增多表明，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进入到必须依靠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好比行车途中，荆棘和陷阱越来越多，这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躲过眼前的陷阱，更要思考的是，该换一条什么样的路走。”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张其佐说。

　　人们对宏观调控“松紧两难”心存疑虑，其实显示了对经济内生动力不足、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等问题的担心。“这就需要面向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挖掘市场潜力；需要调结构，抓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使短期的恢复性增长成为长期的持续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

　　当前我国价格水平总体平稳，但通胀预期仍然较强。面对这一形势，国家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努力加强需求侧管理。“这可以减缓对能源资源产品进口的依赖，防范输入型通胀，有利于我们管理好通胀预期。”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有关负责人认为。

　　在经济增长总体态势良好的同时，以钢铁为代表的高耗能行业产能过剩再度凸显。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向各地下达了今年18个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任务，并确保它们在三季度前全部关停。“年内将不再审批‘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扩大产能项目，并通过提高土地成本、加大差别电价等手段，使落后产能无利可图、无法生存。”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强调。

　　“抑制过高房价，国家必须下更大决心，综合运用土地、税收、信贷等手段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为经济转型打下良好基础。”石小敏说。

　　探究“两难”症结，而后对症下药。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一家企业，都强烈感受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最近，全国最大的工业阀门制造商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炯，一直在思考企业的转型之路：“我们的发展要走‘三部曲’，从最低的做零件、做贴牌，到第二个层次的卖产品，将来的方向是卖整体系统方案，卖实物与技术服务结合，这才是赢得核心竞争力的出路所在。”

　　姚炯的思考浓缩了中国制造业的“两难”现状和未来出路：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只有掌握关键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不会受制于人。

　　“我们必须在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上有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提出，要把国家已出台的80多项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配套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同时建立国有大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科研开发的平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如今，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方面加剧了国际竞争，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新技术的研发活动十分活跃，一批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一场世界范围内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已悄然发轫。

　　“机遇和挑战并存，压力和动力相伴，面对‘两难’抉择，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明确主攻方向，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有所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

　　要完成发展方式转变，还需要从根本上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

　　人们欣喜地看到，这种体制性变革正在不断向前推进。今年以来，一些酝酿多年的重大改革相继破题：国务院首次出台综合性政策文件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出台；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思路，提出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研究开征环境税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深化关键性领域改革，将有利于从根本上破解‘两难’，并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认为。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着4000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收入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结构变动比较快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既有一些国家通过积极的结构调整实现成功跨越的经验，也有一些国家因调整不力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教训。对这一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当前，我国仍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居安思危，把握发展大势，明确主攻方向，就一定能够寻求新突破、实现新跨越。(记者谢登科、刘铮、陈玉明、王宇、王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