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最近关于富士康要搬迁的传闻很多，富士康称，部分事业部在搬迁，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此间，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博客中撰文，建议富士康放弃流水线式生产方式，放弃军事化管理，而向日本佳能公司学习，实现“细胞式”生产方式，让员工在团队合作中工作。他指出，目前利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的企业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根据细胞式生产的拥护者的说法，因为每个特殊分类细胞内的员工都必须负责起全部的工作，每个分类细胞通常都会被当作独立的团队来管理，因此细胞式生产可以培育出团队的建立，对完工期的顺利达成提出挑战性，以及改进每一项产品及服务的品质。

　　但我想，不论是流水线生产方式，还是细胞式生产方式，都还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上，更应该看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这个细胞融于城市，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反过来由这个细胞来创造一个社会，那么，经验和教训将告诉我们，那样的企业难免缺乏多样性，那样的社会难免缺乏活力。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企业办社会。实践证明，那样做不仅企业不堪重负，而且企业的内部“社会”也死气沉沉。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有必要重温一下过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而且建议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妨听一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怎么说。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小企业才是高度依赖大城市的社会组织，因为小企业的原材料、市场和各种社会服务，都依赖于丰富而复杂的大城市。而大企业则不然，因为大企业完全可以依赖外部市场，同时可以给内部职工提供百货商店、美容院、超市、餐厅、影剧院、保龄球馆、游泳馆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服务。

　　但是，雅各布斯的研究却表明：

　　“事实上，有很多说法认为战后将会产生大公司从城市迁往郊区的潮流，但最后仅仅流于空谈而已。为什么？且不说其他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在郊区土地和空间上所获得的差价，被支付员工所需设施占据的更大的空间费用抵消了，而这些设施在城市里根本不需要，也用不着需要专门的雇员或顾客来提供支持。为什么大企业一直呆在城市里，就像小企业一样，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职员，特别是经理们，需要和企业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小企业的人员。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像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大企业，固然有足够的能力“企业办社会”，但如上述所说，这样做除了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外，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任何为了便于管理的方式，都难免陷入“单一管理模式”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巨大陷阱，从而使个人和企业的内部社会活力丧失，甚至让人丧失生活和乐趣与活力。

　　因此，我认为比生产方式的“细胞化”更要紧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应该首先实现企业空间分割上的“细胞化”，不妨将企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和娱乐设施全部转让给社会，让企业细胞式地镶嵌于社会、镶嵌于大城市之中，成为大城市的又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不仅其企业将更有活力，其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个体，也将因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而更具生机与活力。至于企业的搬迁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