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措施不应成宏观调控的主调，更重要的是依赖价格手段

　　中国当局对CPI呵护备至，发改委曾一周内四次批驳媒体报道食品价格波动，是否是对加息犹豫的表现？包括货币委员会专家在与《财经》记者交流时都表示，使用行政性的手段能控制住信贷，加息就不那么重要了。如何看待行政性手段调控的利弊以及加息等价格型工具的缺失？汇率调整后，国内通胀压力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代替利率？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问题表示，行政措施不应当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调，更重要的是依赖价格手段。在4月中旬针对房地产的强烈行政措施尚未出台之前，实际上有条件优先使用包括利率、汇率在内的价格型手段。不过，哈继铭认为，当前行政性手段业已出台，并对房地产市场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交易量明显萎缩，价格涨幅明显下降，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价格绝对水平的下降，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有必要进一步加码，强烈地运用价格型手段，这值得商榷。

　　行政性措施或到房价下跌为止

　　哈继铭指出，任何最优的政策都要考虑所处的现有条件。倘若针对房产的强有力的行政措施没有推出，调整利率非常有必要，也是最优的政策；现在，行政性措施已经推出，再去加利率政策，两者都使用，也许就不是最优政策选择。

　　对于房产行业来说，利率政策比行政调控要优越，原因在于，政策的使用应该创造良好的、利于房地产发展的宏观环境，这种环境应该让价格变量合理化，在这个基础上，老百姓可以自己决定买多大、买多少套房子。强硬的规定每个家庭只能买什么样的房子、买多少套房子，不如价格型手段更合理。

　　4月中旬，利率未能推出，很大原因是由于担心汇率未动，先动利率会增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哈继铭不认同这种担忧。他认为，热钱流入中国，一般在股市、楼市上淘金，如果利率水平提高，本身对于防止楼市股市泡沫有一定抑制作用，加息会抑制热钱流入。日本当时犯的错误是，升值时减息，将楼价、股价推上去，才吸引了热钱。而不一定是升值吸引热钱。

　　为了防止日本这样的政策搭配错误，今年3月，哈继铭曾攒文提出，中国应当升值加息配合使用。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来的行政调控是否挤压了利率调整的空间？行政调控总有退出的一天，如果调控退出，会有价格调控的空间吗？

　　哈继铭分析认为，行政措施刚刚颁布实施，马上退出不太现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行政措施会依然贯彻执行下去，直到房价有所下跌，如果这种结果出现，有些过分严厉、不太科学的行政措施可能取消。到那时，如果房价又涨了，就是推出价格型手段更好的时机。

　　行政性调控起到让房价下跌的效果需要多长时间？哈继铭认为，效果已经开始显现，5月环比房价涨0.2%，折年率为上涨2.4%，4月环比涨1.4%，折年率是涨17%；不过，同比数据看，上涨幅度还是比较高，5月涨12.4%，略低于4月12.8%；未来，当房价同比增速明显低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调控政策就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哈继铭相信下半年能看到，房价同比增长速度会达到明显低于老百姓收入增长8%-9%的水平。

　　在房价涨速控制后，针对大家担心经济硬着陆或软着陆的担忧，哈继铭表示，行政措施调控的弱点决定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作为市场人士，哈继铭内心希望这一轮行政措施从4万亿刺激政策开始，到房价下跌结束。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尽人意，出现明显下滑、西方国家二次探底，我们政府又着急后，不排除又采取新一轮行政措施的可能性。哈继铭并不赞成政府这么做。

　　汇改再继续由市场力量决定

　　在汇率政策上，哈继铭指出，汇率政策是处理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变量的工具。汇率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要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状况的相对优劣。决定汇率最重要的是三个变量：一国经济增长率与全球平均增长速度对比；一国财政状况与国际水平对比；一国外贸状况与国际水平对比。目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很强——经济增速接近10%，无论与欧洲、美国还是新兴市场相比，中国都要快很多；财政状况也明显优于其他很多国家；外贸顺差占GDP比例也高于很多国家；所以，此时推进汇率继续改革的时机非常成熟。

　　同时，哈继铭指出，人民币汇率参考一揽子货币，并没有具体公布各国货币的具体权重，透明度不高，可能现在公布权重时机未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或有序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但是，国内有老百姓不理解，他们看到短期弊端比较多，比如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或者认为在G20会议召开的时点上升值是屈服于外界压力。这种对政策的误解、不理解也妨碍了政策的透明。所以，政府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希望更加艺术地应对国际汇率和贸易上的争端，保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一些人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误解。

　　“人民币汇改之后，我被外界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他们总希望我说，中国是屈服于压力。”哈继铭指出，其实，这种渲染没有意义，只不过G20会议正好与中国公布的一些出口增速较快的数据在时点上相吻合。汇率改革的继续，基本上是从中国自身情况来考虑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前一阵也说过，汇率改革最终要看国内的情况，出口和GDP增长情况良好，财政状况也比欧洲、美国好很多，这些市场力量决定了汇率需要改革。

　　(哈继铭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由《财经》记者 陈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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