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件言之凿凿，但成效并不显著。最明显的，也是当下的局面，便是国进民退蔚然成风，中小企业纷纷关张。

　　必须大声说出一个事实：当国有资本过于强势，对民间资本的准入政策，就仅仅是一个姿态。

　　这些年，有两份文件看上去总是温暖人心。一份每年打头，一月刚到，文件就传播于大街小巷和广袤田野，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言辞恳切，大有文件所到之处三农问题迅速解决之势；另一份则与发展私人经济有关，从早期说的，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或者是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在干脆说，“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不过遗憾总是有的。虽然文件言之凿凿，但成效并不显著。最明显的，也是当下的局面，便是国进民退蔚然成风，中小企业纷纷关张。有人罗列过几组基本的数据，中国每年的GDP增长数据中，70%来自于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主导的抓大放小过程中，那一批被政府主动放弃的行业和企业，纷纷由私人企业占领，按照市场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基本逻辑，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主要经济态势，就是由这一批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在运行。最直观的数字指标，当属就业人数，比如每年来到城市寻找工作的超过2亿的农民工，90%都在中小企业里就业，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70%也是在中小企业就业。如此巨量的经济贡献，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是继续大力发展由私人企业和民间资本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而绝不是眼下的国进民退。

　　此情此景，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体系应该出现的局面，相信也不是政府经济决策层乐于看到的态势。所以，全国工商联的主席黄孟复就说，国进民退肯定不是中央的意思，所以政府会在国进民退一路高歌的时候，再一次出台文件，沿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的私人经济和私人企业。

　　但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必须大声说出一个事实：当国有资本过于强势，对民间资本的准入政策，就仅仅是一个姿态。这正是问题的本质之所在。如果我们愿意回顾由上届总理朱镕基主导的抓大放小政策，便不难发现今天的问题。所谓抓大，显然是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所谓放小，是将民间资本引入到并不重要的产业领域。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大量的中小企业在政府允许的产业领域自由竞争的时候，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在那些由政府自己定义的重要行业也越来越强大。当两个看上去不太相关的市场体系在分别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之间的融合、竞争便摆在人们的面前。毫无疑问，仅仅就规模而言，中国的民间资本至少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和国有资本抗衡的能力。何况，中国的所谓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从来都是党政力量在市场运作中的一个影子，这种由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局面，由来已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依赖。

　　结论并不复杂：只有政府主导的国有资本真正退出，民间资本的发生和发展才有空间。我们不难寻找到一个正确的案例。比如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人都愿意沿着农民土地产权有限确立的路径进行解释，这种解释当然合理，但如果我们沿着政府退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便可举一反三，得出令人开阔的结论。因为，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之前，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直延伸到每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产权、贸易权、分配权完全由政府控制，几乎每个公社都像一家产权不清晰的农贸公司，而这个公司的产权体系和资本来源，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国有。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政府彻底退出农村经济的生产、贸易和分配领域，将资本权利和生产权利完全交给了农民。由此，一直致力于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市场和企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它的主旋律，就是一种以家庭为单元的自发秩序，家庭和家庭之间的自由竞争。

　　今天，中国民间资本面临的困境，和当年中国农民面临的困境非常相似。所以，具体到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我想说的是，这份文件一开始就画地为牢、自相矛盾、彼此内耗：“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两个毫不动摇，看似四平八稳，实则忽略了市场的逻辑，背离了自由竞争的整体性。这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错误，其次是对开放历史的一种偏离。民营资本的勃兴有赖于国有资本的退出，我们可以用意识形态的原则坚持违背这样的常识，但短期之内民间资本将不可能做大做强，再好的文件也只是一套说辞，再好的梦想也只能是黄粱一梦。而在长期来看，一个民间资本不能做大做强的经济体，最终的结局，毫无疑问是萎缩，是失败，是零和游戏，是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