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倒下，数名高官被刑。前者显示中国经济制度的改良型变迁，而后者则提醒我们，中国商业土壤中的钱权交易劣根性仍未有根本性扭转。

　　对黄光裕罪行的清洗并不等于对官商勾结土壤的清洗。可以追问，如果黄光裕没有疯狂赌博的嗜好，没有非法兑换港币，如果其有更强大的政商关系，今天的黄光裕是否风光依旧？答案是沉重的，制度无法改良，结果将是一个黄光裕倒下去，千万个黄光裕站起来。

　　转型经济的企业家背负原罪，他们扩张企业规模的捷径就是寻找政府官员帮助，在制度围城中寻找突围之路。大多数企业家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可以说，在转型期行之有效的制度要靠企业家对体制的毁灭性创新才能完成。不仅黄光裕如此，柳传志、宗庆后、赵新先等人无不如此。不同的只是结果，有些突围成功，有些则折戟沉沙。

　　清洗是必要的，否则倒下的就不是黄光裕而是中国的商业环境，但是，清洗是单向度的，因而也是不全面的。在清洗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同样恶劣的商业生态进行同样清洗。清洗也是有选择的，清洗了黄光裕之类的资本玩家内幕交易，但更严重的制度性利益输送却有意无意被忽视。监管层对大型国企在并购中有意无意侵害中小股民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以降低社会成本为借口鼓励企业无数次借壳重组，显示出对市场核心权贵阶层的容忍。

　　到目前为止，法律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清洗集中在技术层面，结果就是仅止于特定企业家、特定贪官的个人悲剧，而不能进化到制度层面。企业家与官员也就不可能形成对法律尊严的深度畏惧，反而会更深渗入官商网络，以寻自保之道。

　　在清算黄光裕的过程中，必须伴随对制度的反思，必须伴随对官员权力的约束。如果十几个公章管一头猪的交易的情况不能改变，所有市场溢价都可以折算成权力溢价，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无法厘清黄光裕一审被判十四年，与吴英一审被判死刑之间，逻辑关联何在，轻重取决于什么。有一点是清楚的，任何建立现代商业社会的过程，其实是清除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阶层的过程。就这个层面出发，不仅黄光裕，所有挟垄断地位获取不当溢价的企业家，都有必要在商业社会的建立过程中，付出经济成本。

　　让人欣慰的是，国美帝国仍在。把企业家与企业混为一谈，以摧毁企业家的方式摧毁企业的野蛮法律，不复存在。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