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比看，2009年四季度的供求比已经上升至0.97，2009年全国新增就业1102万人，与2008年基本持平，略低于2006、2007年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就业状况整体已经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对分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劳动供求状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环渤海—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一线自北向南，劳动力紧缺状况逐步加剧。与此同时，中西部城市劳动力需求已经达到历史最高位。

　　东部重现“民工荒”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同比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同比增长3.5%，而本地农民工同比下降了0.7%。从总体上看，由于2009年经济处于逐步恢复的过程，因此，全年农民工数量在2008年的基础上略有上升，随着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紧张程度明显升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选择省内务工，跨省外出比重下降。农民工收入增幅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民工荒”推升

　　低端劳动力价格

　　我们认为，我国的低端劳动力供求格局使“民工荒”将成为长期趋势，未来劳动力价格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

　　中西部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省内转移。我们认为，未来劳动力仍将继续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但主要以当地转移为主，很难大规模跨省向东部转移。首先，农业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口占到全部人数的近一半，这部分大龄劳动力由于年龄较大，跨省转移非常困难，未来的农业劳动力将主要随当地城镇化进程逐步转向非农产业。其次，从政策面上看，国家正在推行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和城镇化进程，将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中西部农民当地就业，因此可转移人口也将大大减少。

　　特定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民工荒”中最短缺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农民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出生率明显下降，造成这一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这一年龄段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老一代有较大差别：一方面，家庭生存压力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减轻，这使得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农民工学历相对较高，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将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我国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明显偏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价格国际同比显著偏低，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2006年)；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0%，但工资为其7%(2007年)。从最低工资反映的低端劳动力价格看，我国最低工资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5%，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

　　未来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将不断提高。我们预期，除了中西部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结构所引发的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其他因素也将推动农民工的用工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农业收入增加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收入增加；其二，国家反哺农业政策实施，从2004年国家开始逐步实行对于农村的“三减免、三补贴”政策。此外，国家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大量农民工可以实现当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更加重视。

　　用工成本上升带动产业升级

　　未来整体劳动力的供应将逐步偏紧。首先，从劳动力资源的绝对人数上看，未来我国20-40岁的中青年人口数将逐步降低。其次，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看，我国的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未来将步入逐步上升的阶段。因此，虽然未来劳动力供应逐步偏紧，但国际比较上看，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依然相对充裕。

　　“民工荒”不会对整体企业造成很大压力。相对于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我们认为当前“民工荒”所影响的仅为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影响相对有限。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待遇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中长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企业将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摆脱对低成本人力资源的依赖。

　　我们认为，劳动力特别是制造业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成为长期趋势，企业将不断通过自身的产品结构和技术进步来适应这种趋势。而短期内，企业也为“民工荒”的到来做了一些准备，用工成本的提升对企业影响有限。

　　长期内，低端制造业的用工成本上升将推动全社会产业升级。我国的劳动力短缺仍然是结构性的，以低端制造业劳动力短缺为主，而并不会造成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大规模短缺。借鉴日本发展经历，当前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有助于中国企业不再单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创造企业竞争力，有助于全社会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