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鄢闻余          编导：王立平          摄像：景延   徐胜

　　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提出一个著名的算术题：假如英国生产每吨生铁需要50个劳动日，比法国少50个劳动日，而生产每吨小麦需要100个劳动日，比法国多50个劳动日。那么两国各花150个劳动日，一共能生产2吨生铁和2吨小麦；但如果根据各自的优势，英国专门生产生铁，法国专门生产小麦，同样各花150个工作日，两国能生产3吨生铁和3吨小麦，产量大大增加了；如果再进行公平交易，英国用50天生产的1吨生铁交换法国用50天生产的1吨小麦，那么英国可得到2吨生铁和1吨小麦，比分工前多得到1吨生铁。而法国可得到2吨小麦和1吨生铁，比分工前多得1吨小麦。

　　由此可见，在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之后，英法两国的产品产量和国民财富都大大提高了。亚当斯密的这一理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一直鼓舞着自由贸易主义者，但实际上它却从未真正得到验证。

　　因为当时的世界鲜明地呈现为两大阶层，一是英法这样的老帝国和美日德这样的新帝国，二就是它们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的经济主权都被新老帝国控制着，通过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让帝国和它们的殖民地同步富裕，完全是天方夜谭。

　　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正式宣告结束。

　　所有新老帝国的殖民地掀起了一波接着一波的独立浪潮，当它们取得了国家主权的时候，它们也在思考自己该如何参与世界贸易。世界政治的版图被重新改写了，世界贸易的版图也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1949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向成立不久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普雷维什分析了1876年至1938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他发现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国出口的工业品价格不断走高，而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不断走低，同样的初级产品在19世纪70年代所能交换到的工业制成品，到20世纪30年代只能交换到其中的64%了，普雷维什由此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它们的国民财富一直被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掠夺。

　　普雷维什的理论影响了亚洲、非洲和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实行了一种进口替代战略，首先通过关税保护和进口配额把发达国家的工业品挡在门外，并通过种种扶持政策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从而实现进口替代；其次，它们使本国货币升值，以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引起了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普雷维什的理论展开了激烈批判。

　　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通过他的计算方式提出了与普雷维什截然相反的论点，他认为，在1872年至1928年间，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10%左右，相反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却稳中微降。

　　在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下，一些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改弦易辙，实行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新战略，鼓励本国企业出口，并鼓励本国出口企业大量进口国外的资本、中间产品和技术专利，同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卫平：所以它改换了一种方式，以加工贸易这种方式吧，或者我们叫做今天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这种方式来发展它自己，这和它的国情是相符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印度和韩国年增长率都是4%，但60年代初韩国放弃进口替代政策，选择出口导向经济后，1963至1972年年增长率达到了9.5%。禁止一切产品进口、埋头发展国内生产的印度在1965至1981年间年增长率才只有3.2%。 

　　黄卫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黄卫平：尽管有资源，但是以人均计算的资源它未必很丰富，你说它不搞出口导向，它搞什么？在当时那种情况，需求在欧美也不在你这，你有的是劳动力，你缺乏的是资金和其他的资源，在这个时候市场在欧美，加工能力在你这，你不出口导向你怎么办。

　　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都是资源极度匮乏而且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无法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来实现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它们的最佳选择。

　　而在二十世纪的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战越来越激烈，为了降低成本，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选择贸易环境优良、劳动力便宜的地区作为它们的加工基地，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断获得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它们的贸易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中国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是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在出口导向的帮助下，亚洲四小龙迅速成为世界贸易的新生力量。

　　黄卫平：这亚种四小龙的共性，这体现的特别突出，这为什么后来包括世界银行，包括亚洲银行告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这是唯一的路。

　　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利特尔在考察了巴西、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及中国台湾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后，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他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严重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出口、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拉美国家纷纷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而转向了出口导向。进入80年代中期，东欧和苏联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来的计划经济，全球贸易出现了新的格局。

　　黄卫平：就是各个国家里面，也都在减少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限制，所以这样一种政策和战略上的调整，在全球范围里面，这是在过去里面很少用，这样一种同时的一种同方向的变化，所以说形成了一种全球范围里面促进贸易和生产全球化的浪潮。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出现了大幅升值。为了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维持日本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本土的制造企业对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又崛起了亚洲四小虎，1986年，东盟地区的出口总量为830亿美元，十年之后的1996年，上升到3306亿美元，增长了四倍。

　　黄卫平：广场协议的结果就是，日本的出口业被摧毁，在日本的出口也是一个更加全球的行业，丰田，索尼，松下等企业，跨国企业，他们的预算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船运费用出现问题，他们开始在亚洲其他国家寻求工厂，开始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他们从那些国家直接航运走，因为那些国家的货币没有受到广场协议的影响。应该说广场协议对于亚洲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日元升值以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亚洲四小龙升值的一种调整，那么跟这种调整相关的，是一种亚洲四小和日本的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过程，这种转移实际上是一种对外投资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与这一戏剧化事件，

　　当全球的贸易门槛大大降低的时候，资本必然要在全球配置更便宜的资源和更廉价的劳动力来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的总数只有276家，其海外分支机构为27300家；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已增至1万多家，其海外分支机构达l0万多家；而到了1999年，跨国公司增加到了6.3万家，其海外分支机构达到70万家。

　　自由贸易推动了跨国投资，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不断升级，当初亚当斯密的命题似乎被印证了。

　　1985年，一个叫莱·特维的美国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经济全球化”，他认为，在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下，各国的经济正在渐趋紧密。只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你就能取得发展；而如果谁拒绝全球化，谁就会被抛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列车之下。在书中他不断用东亚奇迹来阐述他的观点，但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全球化引发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它首先侵袭的就是那些刚刚创造了神话的东亚国家。

　　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为了维护我国的根基，我们需要时常进行激动人心的变革。美国同胞们，我们的时代就是变革的这时代，让我们拥抱这个时代吧。

　　1993年，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第四十二任总统，这时美国正深陷经济疲软、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双赤字”并存的局面。

　　为了解决困境，克林顿政府首先变革的就是美元政策，开始策划美元升值。虽然美元升值不利于美国的制造业出口，但是却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有利金融市场繁荣。

　　1995年4月20日，在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主导下，美国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联手，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兑西方主要货币出现了大幅度升值，兑日元汇率从1：79.75上升到1998年中期的1：147，升幅达85%，兑德国马克汇率也从1：1.34上升到1：1.84，升幅达37.3%。

　　日本人：鲁宾先生说美元坚定才是我们政策，所以这样的坚挺美元对抗其他货币，美国很快的从世界各地收集到资本。

　　美元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导致全球资金迅速流向美国，同时也让过度依赖出口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危机。由于东南亚经济体的货币几乎都和美元挂钩，美元急升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急速升值，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美元刚升值不久，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印尼、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出口迅速下跌，出现了巨额外贸逆差，另外，投资在这些国家的外资也纷纷回流美国，短短几个月内，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到1996年，印尼国际收支帐户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韩国为5%，马来西亚为6%，泰国为9%。它们已经没有实力来抵御西方金融大鳄的猎杀了。

　　索罗斯：实际上我决没什么错，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我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惨烈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美元升值给美国带来的繁荣。1995年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是14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升至27倍，1998年更是上升至35倍，1999年第一季度达到40倍。美元升值让美国家庭增加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性收入，同时也解决了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但是到1998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索罗斯：东亚国家拿尽了天下的贸易顺差，一场金融危机是什么结果呢？所有的这些财富要转移到美国人手里。

　　分析1997年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有人认为是美国利用美元汇率来打击它在亚洲的贸易对手，也有人认为是这些国家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时过度放松了金融管制，而且过多地依赖外国投资。但不管怎样，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元大幅贬值再到1995年大幅升值，十年轮回，美国政府对汇率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娴熟，全球化的进程似乎牢牢掌握在美国的手中。

　　索罗斯：你都能看得见，看得出来，但是你没有办法避免，为什么？如果能避免的话，谁也不会陷入危机，也就它实际当时采用的这个办法你知道，但是你躲不掉的，就已经很被动的牵着鼻子被人家走过去了。

　　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已经无法继续担任世界工厂这一角色。而欧美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并未受太多影响，它们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那么靠谁来补上世界贸易的加工环节呢？

　　于是欧美就借助它本身这个(投资)功能，一把订单从东亚配置到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上次危机中间出口根本不降的原因，那个时候中国的加工能力并不很到位，那欧美华尔街、伦敦城要把大量的FDI(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投资配置到中国，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中国确实努力了，也就说你在成为世界工厂的路上你努力了，但是华尔街一挥手，你就真正的变成了世界工厂。

　　1999年11月，深秋的北京，寒气袭人。10号上午，当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中美入世谈判美国谈判小组车队驶入外经贸部大门时，上百名中外记者已经在那里守候多时。

　　龙永图，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对这次谈判颇有把握，因为中美已经就中国入世达成框架性共识。

　　然而，到了第二天，谈判形势突然变得扑朔迷离。美方一边扬言要回国，一边又把行李从机场取了回来。7个月前的一幕似乎又要重演。当时，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访美。两国的入世谈判到了最后关头，克林顿总统突然变卦。

　　龙永图：美国代表团是非常失望的，他们有些成员甚至哭了，实际上克林顿，搞清楚了这个协议的本意以后，他实际上又建议我们谈判代表团继续留在美国，把最后的谈判完成。后来当时是朱容基总理决定说，既然你们前几天还不能签这个协议，你们过了几天，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我看也不必，匆匆忙忙签这个协定，要签这个协定，还是到北京去签吧。

　　1999年的中国是世界第九大贸易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就是这样一个市场却长时间被世界贸易组织拒之门外，而最大的障碍就是美国。1999年，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面对自己如此重要的贸易伙伴申请加入世贸，美国不仅不支持，反而设置了种种苛刻条件，有些刁难甚至无视中方最基本的主权和尊严。

　　龙永图：当时谈到美国的肉类对中国出口的问题，他说我们到过你们中国的肉类市场，你们的那些肉，我们的狗都不吃的。他说这些肉，只要我们检查了，到你们中国不需要你们检查。我的反应呢，我的反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肉类和其它任何外国产品，不检查不可以嘛。任何一个国家，哪怕他再落后也必须要保持这样一种要求。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把他赶出我的办公室，我说，我不想和你再谈。

　　由于美国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成员，中国与美国的谈判虽然艰难，但也必须进行下去。谈判从1996年开始，一直谈到了1999年。

　　龙永图：3131当时美国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叫马斯特尔。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是20世纪最困难的一场贸易谈判。

　　七个月之后的北京会谈，龙永图和巴尔舍夫斯基，这两个谈判桌上的老对手再次针锋相对。

　　龙永图：他们应该说都是很强硬的，而且他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谈判小组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谈判组，非常智慧，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具体。

　　11月14号，谈判进入第五天，外经贸部的谈判大楼里风云变幻，悬念重重，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到了晚上7点钟，整个美国代表团居然全部消失，声称第二天就要走！

　　巴尔舍夫斯基：最具戏剧性的是最后时刻，我和一些美方成员已经把其余人送到了机场。

　　就在这个最后关头，龙永图接到了朱镕基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今天一定要签，不能让美国人跑了！”

　　巴尔舍夫斯基：吴仪女士来到了谈判室，告诉我，朱镕基正在路上，他想见我，所以我们就等。

　　谈判桌上，朱镕基总理直奔主题，他对美方代表说，我不是来跟你谈判的，我就是来做决策的。最后七个问题，同意两个，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

　　龙永图：本来美国人一定要在电信和寿险方面，他们要占大股，要有控制权。后来我们大家经过了一个妥协，就说好吧，在增值电信和人寿保险这两个最敏感的领域，来一个50%对50%这样一个股权。另一方面，对一些关键性的金融产业，比如资本市场也没有开放。这样就确保了我们中国的金融安全。

　　中方的让步终于换来了美方的妥协，五分钟后，中国入世谈判最艰难的一个对手同意向中国打开世贸大门。经历了三年多精疲力尽的马拉松谈判之后，这一刻，连巴尔舍夫斯基自己都感觉到解脱了。

　　龙永图：这是谈判室里戏剧性的一刻，也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谈判，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令人激动。

　　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会议主席卡迈勒宣布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中国对外贸易由此驶入快车道。

　　据统计，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四，2006年升至世界第三，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贸易大国，2009年，中国出口12017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全球出口“冠军”。

　　当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也愈演愈烈。据世贸组织在2008年的统计，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龙永图：中国受害的这种比例一直在增加，到最近开始吧，就差不多有一半的全球反倾销和反补贴，都是针对我们国家。

　　除了常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逼迫人民币升值成了对中国贸易战的焦点。

　　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公司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发表报告称，中国正在通过商品出口，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于是美国财长斯诺、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迅速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

　　2003年6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发出警告，9月，美国总统布什发表演说，暗示部分亚洲国家汇率“不公平”。在11月份一个月内，美国政府相继对中国纺织品、彩电、可锻铸铁管件和木制家具四类产品实施制裁。

　　美国实际上它是很清楚，它在整个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这种体系里面，它处在一种领导者的地位，如果说看看历史里面变化的，在80年代的时候，它通过让日本的日元的一种升值和亚洲四小货币升值，那么它的这种贸易的顺差和贸易的这种产品很多就转移到低收入的国家去了，那么现在美国实际上逼着人民币进行升值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它无非把中国换成一个越南，或者换陈一个印度，只是这样一个生产的来源地或者供应地的这种改变，它还是会享受全球化安排的好处。

　　在与欧、美、日进行了长期谈判之后，同时结合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两年之后的2005年7月，中国有策略地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6%。

　　但人民币的升值没并没有让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划上句号，仅仅过了一年，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评论，宣称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上涨正在加大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篇评论的标题是：“中国输出通胀。”

　　龙永图：中国人挺冤得了，当世界的价格出现高涨的时候，他说你中国人输出通货膨胀，当世界的价格出现紧缩的时候，他说你中国人输出通货紧缩，反正中国人蛮倒霉的一件事，但这件又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是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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