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稻葵

　　关键词：新财富；人民币；汇率

　　三管齐下终止施压

　　人民币汇率的闹剧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当前美国政坛两极分化、经济恢复根基不稳的格局所致，其更深远的背景是西方政治思潮的改变及其对中国态度的微妙变化。面对美国政客的施压，中国必须向全世界讲清三个基本事实：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总体处于升值状态，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且将增加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并积极采取措施，在舆论上高调宣传、与对方积极沟通、以自身经济调整需要为目标适时谨慎地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化解这场政治闹剧。

　　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发难，简直就成了当前一场由美国政客们主导主演的国际大闹剧：美国国会100多名议员联名上书该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要求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其个别政府官员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和IMF也明确表态，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美国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一般是支持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如今却口径高度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一场闹剧来势汹汹，如何将其化解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国际难题。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原因

　　与2002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起源于日本完全不同，此番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主要来自美国，而欧洲对这一问题没有美国来得关切，原因何在？稍加分析，不难理解，这是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所带来的压力所致。

　　从经济方面看，美国虽然出现了经济数据上的回升，但是整体经济仍不景气，恢复的根基不稳；更重要的是，大量百姓仍然备受失业的煎熬，许多制造业重镇如密歇根州东南部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部分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急于找出可攻击的靶子，以昭示自己的政治功绩。

　　从政治方面讲，美国政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两极分化过。尽管民主党通过了医改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众议院投票时，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对此投赞成票，这是美国政治史上少有的分裂局面。所以有人讲，奥巴马总统赢得了这场战斗，但也许失去了整场战争，美国政治版图失去最起码的和谐，将为他今后的执政埋下隐患。因此，奥巴马也不得不在人民币汇率乃至整个对华政策上向不知情的民众、向本党以及共和党的部分民粹派让步。

　　在当今的美国政治中，人民币汇率是一个最容易抓住的靶子。在美国人看来，人民币从2008年4月开始一直盯住美元，而美元在最近半年以来对绝大部分货币出现了贬值，这让他们有了借口。他们认为抓住了把柄，因此在人民币问题上做文章，大肆攻击中国。对于很多政客们而言，这是一个最简洁的得分办法。

　　汇率问题的深层背景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场汇率闹剧有着更深远的背景。

　　首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潮在改变，在国内政治上向左转，强调政府干预，在国际政治上向右转，强调贸易保护与国家利益(详见本专栏上期文章)。这一改变的催化剂是美国人在反思过去十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时仿佛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当初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多好处，相反却让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大大受益。因此，西方的精英们包括政客以及部分主流学者正在反思全球化。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贸易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这场思潮改变的集合点，成为凝聚各方共识的焦点话题。

　　再者，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以及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西方各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的率先恢复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但是，他们看到，中国经济确实如期恢复了，但并没有直接给他们的经济带来收益。对于美国而言，他们仍然处在高失业率的状态之中，贸易逆差仍然没有改变。

　　另外，奥巴马上台后，曾寄希望于主导一个国际政治的新氛围，他以比较友好的姿态访华，也寄希望于中国在若干国际政治问题上直接地支持美国，与美国一起共治世界。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与美国一致，也不可能在许多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以及国际气候谈判等问题—上百分之一百地支持美国。这使得本来满怀希望的美国新政府感到大失脸面，因而出现了一系列情绪化的动作，如对台军售、接见达赖等。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美国这一系列对中国方面怨气冲天的情绪化表现之一。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向全世界讲清三个基本事实

　　面对美国政客们的施压，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有三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必须向全世界讲清楚。这三件事，许多美国的政客可能并不清楚，也可能是即便清楚也不愿意直接面对。

　　第一，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事实上总体处于升值状态！笔者刚在日本参加了一个由亚洲开发银行、日本财政部、欧洲中央银行等机构组织的闭门国际会议，会上，国际清算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国南先生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计算结果：如果以金融危机前的三年即2005-2008年为基准，那么，世界上十大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于美元的汇率(无论实际汇率还是名义汇率)截至2010年3月是贬值了9%，而人民币却是升值了8%。这一降一升，凸显出人民币对于美元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了17%。在同一会议上，欧洲中央银行国际事务局的局长也给出了类似的计算。他的计算表明，欧元也和其他十大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一样，对美元处于贬值状态。因此，美国政客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一说法，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相对有限。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有两个非常相关的基本特点：一是出口加工贸易占50%以上，也就是说，大量出口产品中，中国企业获得的附加值非常有限，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只能影响中国企业的附加值部分，而不可能影响来料加工产品的全部离岸价格。与此相关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事实上的受益者并不是中国经济，而是为中国加工出口提供原材料从而实现最终对美国出口的那部分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由于韩元对人民币和美元贬值，因此，韩国出口到中国的原材料价格下降，这又转化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加强。这也就解释了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是独唱者，而韩国、日本等是旁观者，并没有明显加入这场大合唱的原因。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更需要讲清的第三个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将增加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短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毫无疑问，中国的企业仍然必须出口—因为它们的许多固定成本并没有改变，升值只是改变了变动成本，因为来自中国的产品在短期内并没有可替代的生产地—因此，这种升值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美国市场上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涨，这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汇率问题本身

　　并非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问题上，中国的利益是多方位的、全面的，其重要性是分层次的。与台湾问题、反藏独反疆独等涉及主权尊严、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相比，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相对而言非核心利益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即便人民币出现一定的升值，短期内各级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在国际上合理合法的手段对出口企业进行帮助、补贴，缓解它们的压力。但是，如果在汇率问题上处理不当，其一旦上升为影响全局的、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外交冲突，其后果会远远超出汇率升值本身所带来的影响。

　　再者，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范围，从长远看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措施。如果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国际重大问题的话，那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动态博弈所导致的后果。

　　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成本是政治成本，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们最不愿意看到外界形成一种政治预期，那就是当外界对中国的政治压力上升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会让步。一旦这种预期形成，那么，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动态博弈均衡对中国政府非常不利，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将不断在汇率问题上做文章，他们会认为，一旦他们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就马上会有回应，这种动态的结果对中国非常不利。

　　日本经济出现的问题，应该说不直接来自于日元的一次性升值，而是来自于升值以后日本对外贸易仍然出现了顺差，在这种局面下，资本市场以及国际投资者们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那就是美国方面仍然要对日本施压，日元仍要升值。这才是中国政策制定者们最担心、最不愿意看到，也最应该解决的。

　　三管齐下终止政治闹剧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方面应当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采取三种措施，积极应对、化解这场政治闹剧。

　　其一，是在舆论上高调宣传，牢牢控制信息的发布权，稳稳占领道德制高点。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经济话题，国外的民众乃至一部分学者并不了解其中的一些奥妙，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的学者们有责任向外界发布相关信息，让外界了解人民币汇率与当年日元的汇率有一些本质的不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并不会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平衡贸易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占领道德制高点，必须要讲，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民币没有像其他货币那样对美元贬值，已经起到了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必须要谈到，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一大批利润极薄、雇佣大量工人的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旦这些企业不堪重负，可能会导致中国上百万人的失业，由此所带来的痛苦和美国人的失业是一样的，这涉及到人权，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一样地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需要向美国民众解释，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带来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产品的价格上涨，这对于美国那些中低收入、经常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民众而 言无疑是火上浇油，并不会改善他们的福利。

　　第二个管道就是积极的沟通。我们要与美国的政治家、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积极交流，争取已经在华投资的大企业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多讲话，向民众解释其中的实情；也争取美国的议员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尤其是对那些处于失业率非常高、在金融危机中备受打击的地区，如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要想方设法地增加彼此沟通的机会，切实地鼓励和帮助中国的企业和政府去采购这些州生产的产品。对美国的政府，更是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有效的沟通，尤其要说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其直接受益者是美国经济，这些政策的顺利推行会有效地增加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也会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的格局，这些政策对于中美贸易格局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汇率调整，也有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同时，我们需要向美国方面多作解释，指出中国支持美国经济的恢复，会负责任地用好自己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国金融业的稳定，尤其是在美国财政赤字、国债水平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中国会以负责任的投资，帮助美国维持比较低的长期利率，从而帮助美国减少大量家庭的债务利息负担。

　　第三条管道是在作出充分解释、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以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调整为目标，适时、谨慎地调整人民币汇率。其理念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应对通胀压力，降低进口产品价格，同时也为相关的低端出口产业施加温和的压力。我们要充分解释，这一动作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是基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考虑，而绝对不是屈服于外界的压力。

　　通过这三点运作，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这场闹剧应该有望在3至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基本收场，从而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消解这一问题带来的压力，防止这一问题演变为影响大局的因素。

　　争取对外经济政策

　　主动权的探讨

　　2009年的金融危机应对中，中国经济交出了完美的答卷，由于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局面，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也取得了举世的尊敬和关注，但是再漂亮的战例，也需要沙盘推演，反复推敲，为未来积累智慧，2009年的对外经 济应对方面也许还有一些值得后人研究的地方。

　　在汇率问题上，假如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民币对美元适度地增加弹性，适度地贬值，这在当时美元迅速升值、成为全球避风港的背景下，绝对不会引来国际政治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出口企业的压力。如果当时人民币对美元适当贬值，而在今天世界经济逐步恢复的情况下逐步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走出同样路线的话，今天，人民币汇率问题就很难让西方政客作为借口攻击中国。

　　类似地，在主权财富投资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美国国债因价格迅速上涨、收益率迅速下降成为世界投资者炙手可热的投资工具。当时，如果我们适当地减持美国国债，不会引起国际投资界的关注，今天也将更加主动。

　　再者，如果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能够抓住时机出手投资一些当时紧缺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获得一定的股权，从而获得知情权和部分的控制权，那么，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更加主动。

　　这些反思和总结经验有助于中国作为大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波动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从而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战略互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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