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昱/文

　　春节过后，人民币重启升值的猜测不断升温。在目前加息概率微乎其微的货币环境下，重燃的升值压力无异于宽松政策的另一种被动退出机制。

　　在经历了次贷危机这一间歇期后，人民币汇率再成众矢之的，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正在卷土重来。早在2009年10月3日召开的G7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联合声明指出，眼下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环境已有改善，但成长脆弱，为了避免复苏中断，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让人民币升值。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上提出“全球经济再平衡”理论，据他的说法，中国拥有庞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必须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否则将成为国际靶子。这一论调若被大多数国家认可，中国可能面临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的覆辙。当年，美国以同样理由，诱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而拖累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下半年以来，欧盟与美国对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反倾销调查，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税收，抵消中国提高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努力，事实上是压迫人民币变相升值。贸易保护和汇率压力两把利剑，为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平添巨大压力。

　　自从中国加入WTO后，外贸及外储体量急剧扩张，人民币升值就扑面而来，却始终无法迎刃而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从此利率、汇率各执流动性注入的两大阀门。当国内面临通货膨胀，同时外汇占款又急速增加，如果在调控内外经济时同时锁定汇率与利率这两种名义锚，则只能依赖公开市场业务与准备金政策交替冲销流动性。

　　但每每差强人意。一方面，冲销干预的效果受制于公开市场业务规模、财政赤字承受能力、资本管制程度、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调整等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两种锚之间自相矛盾。央行为了顺利发行票据回购人民币资金，就需要提高票据利率，而票据利率的提高必然带动市场利率的提高，诱使外资进一步涌入，从而施压汇率。这种状况下，汇率比利率市场化程度高，往往先行反应。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经大大超越人们的想象，汇率压力更显山雨欲来。

　　特别是，我国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内需尚未形成及新农村建设效果还未体现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内循环体系的建立还需要一个过程，尚缺乏消化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能力。日前商务部、工信部已开始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汇率升值压力测试，以期厘清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对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造成何种影响。调研虽未有明晰结果，但几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商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当前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仅仅在3%-5%。

　　人民币升值对简单加工贸易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由此形成的巨大失业人口将对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全球货币大赛中无异于加速退出。虽然困难种种，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抗住各种压力，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基本稳定，但应清醒地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汇率问题已是国家间经济实力博弈的产物。人民币汇率也将是即将召开的中美第二届S&ED的焦点议题。

　　与其回避，倒不如尽早面对。那么，应如何应对新一轮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呢？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

　　从近期看，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是必然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币汇率仍欠缺灵活性，只是汇率值每日小幅调整。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思路是根据市场交易情况，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汇率能够更加灵活地反应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调节机制。一方面，积极完善外汇市场运行机制，增强市场流动性，拓展市场交易主体的广度和深度，构建完整的外汇市场，以促进外汇市场上均衡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丰富市场交易币种，完善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大力推广远期、掉期外汇交易和外汇期货交易等金融衍生交易方式。麦金农教授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章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

　　从长期看，并不能简单地从人民币的短期价格和简单价值和国际关注的角度去考量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配套工程和基础工程。实际汇率的调整可通过货币政策、资源改革、价格体系、财政政策等的互动与调整，以及与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相结合，需多管齐下。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副处长，经济学博士）